此时，“新远航”项目已经走到第二阶段，基本完成了尽职调查和文件制作。
这是此类项目中的核心合规环节，律师的工作量最大，要核查船舶权属、历史运营记录、所有相关合同，还得验证spv架构的法律合规性，而后主导起草一系列的法律文件，诸如资产服务协议、spv设立协议，法律意见书……
除此之外，会计师事务所和船舶评级机构也会从各自的专业角度出发，出具独立报告。
最后，再由投行作为总协调人，汇总所有文件，形成完整的申报材料。
整个过程持续了一个多月，虽然历经多次修改协调，但也终于成型，可算进展迅速。
但就在材料提交监管备案之前，叶行约了何维明见面。
他平日汇报佟文瀚的动向都是通过私人邮件，这一次提出面谈，何维明自然以为有什么要紧的发现，特地安排在周六，又挑了个保险的时间地点。
那是家中医诊所，何维明独自从住所出发，到了那里才临时召见叶行，两人宛如地下党接头。
叶行到的时候，何维明刚做完针灸，穿着件宽松的浴袍，跷脚坐在诊疗室里喝茶。
这情形让叶行不适，所幸空气中弥漫着的中药气味够重，稍稍压制住恶心的感觉。
何维明示意他快讲，他开口，却仍旧只是汇报新远航项目的进度，甚至带来了文森杨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原始报告，与之后的修改版，以及投行最终整合的版本，一一进行比较。
比如，船舶历史维修记录核查，文森杨仅调取了最近一年的船厂维修单据，未追溯三年，在初版报告中用“主要”二字模糊了范围。
再比如，船员劳动合同合规调查，文森杨抽查比例仅10%，而且被“抽”到的都是合同条款完整的老船员，有刻意选择之嫌。
……
还有后续撰写的法律意见书，其中也有不少引用模糊，省略关键论证环节的地方。
叶行是做惯了乙方的人，自然知道业内心照不宣的套路，很多时候并非律师能力不足，而是故意为之，可能为了赶进度，也可能因为成本有限，甚至就是客户提出来的要求，不希望查得太深。
而文森杨之所以这么做，根本原因也是如此。
“新远航”是嘉达用来找钱和维稳的项目，参与各方都有默契，降低核查难度，加快推进。
只是文森杨操作得不算太高明，有些地方太过明显，有些又可能带来超过接受范围的风险。
叶行最初由着他们去做，一直等到初稿出来之后，才花了不少时间各方沟通、调整、补齐。
直到此时，他把整个过程放到何维明面前。
何维明听着，只当他又在试图证明自己的重要性，伸手讨要点什么，敷衍道：“我知你辛苦，但这种working level的细节就不要跟我讲了……”
意思你想要什么，就直说吧。
叶行笑了，却只是道：“这确实是working level的细节，但有时候还挺有用。”
何维明没说话，表情有些不耐，等着他说到主题。
叶行却不着急，这时候才打明牌，说：“我是做惯了律师的人，知道有些操作会形成既定的模式，文森杨在这个项目里的做法，在过去其他项目当中，很可能也出现过……”
而后，他又用私人邮箱给何维明发了一封邮件过去。
他等着何维明打开附上的文件，才接着往下说：“这是我初步整理出来可能存在类似问题的历史案件，有些是调查的深度和精度，跟最终的收费相比，不太相符。有些是最后支付的调解费用，在我看来，高了。”
他并未细说，因为文件里已经写得很明白了。
何维明草草过目。
都是海外案件，且都发生在监管比较宽松的地区，塞浦路斯，巴拿马。
也都由当地律所负责办理，并非文森杨律师事务所。
文森杨最多只在其中充当过一两次协调方，嘉达法务部因此向他们支付了少量管理费，被打包在整个年度的顾问费用当中，很难引起注意，直到叶行从故纸堆里把它们找了出来。
而这也只是航运业内通行的做法，当公司对某个海外司法管辖区的法律市场不太熟悉的时候，会找一家本地律所帮助遴选案发地的律师。
何维明却一瞬明了，他并非没有怀疑过文森杨，只是从未发现出格的情况。
嘉达内部各有山头，老太爷佟韧之当年苦心经营，为何氏尽心尽力。但也有传言，佟韧之跟何瑛并非没有分歧。又因为自己是做律师的，佟韧之从一开始就把法务板块当作佟家的地盘，其中一直都有佟家的人。佟文瀚就是其中之一，年轻时留学归来，便被安排进入法务部，到现在差不多三十年了。
所以，在表面不伤和气的前提下，何维明是很难伸手进去的。而且有些海外案件难免牵涉到灰色地带，比如各种疏通费、调解费，实则就是贿金，本就需要文森杨这样的律所充当“白手套”，真要掀了桌子，无的放矢地彻底调查，很可能一损俱损。
而这一次，叶行给了他筛选过的线索。
只是线索，不是证据。
叶行自动保持避嫌的态度，说：“我不方便查下去，但是我想，您一定有办法。”
何维明满意他对自己的定位，像一条敏锐、忠诚、不多事的狗，却还是反问：“我查它做什么呢？”
叶行说：“如果能找到点什么，将来或许有用。”
何维明再次反问：“将来？”
叶行点头，重复：“将来。”
这话又说得恰到好处，正是何维明想要的。
不是掀桌彻查，搞到整个公司大乱，而是找到一个把柄，在佟文瀚下一次试图夺权的时候，自会派上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