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头，蛇口货运码头还没正式开通，蛇口发展所需要的物资，都是通过招商局的货船从港城运来。

招商局原名轮船招商局，最开始是由李鸿章创办，李鸿章亲任董事长，而招商局现任的常务副董事长严刚，正是蛇口工业区的负责人。

人家有这个便利，她没有。

只得老老实实走陆运。

不过，她买了一张去蛇口的船票。

蛇口的船票也很难买，客运码头还没正式开通，但也有小规模的载客渡轮服务于特定人群，需要协调申请。

回港时听到的那声开山炮响，让她生出一股要去蛇口工业区看看的想法。

她打算去蛇口找找商机。

在离开之前，她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办。

制衣厂前阵子因经营不善导致亏损，资产冻结，没法及时给员工发工资，她解决债务危机后，第一时间给员工补发工资，一些员工拿到工资补款后选择走人，一些员工则留了下来。

制衣厂的发展不稳定，那些留下来的员工也都在观望。

人心不齐。

罗宝珠将所有员工召集起来，给出两条路。

第一条，按工作年限拿赔偿款后走人。

第二条，留下来继续工作。

也就是说，要么选择留下来继续干，要么选择离开，离开的时候还能拿走一笔赔偿费。

有人小声问：“赔偿能今天拿到吗？”

“能。”罗宝珠打保证，“如果选择离开，工资一律今天结清。”

话音一落，员工们开始交头接耳、议论纷纷。

本来制衣厂效益就越来越不好，一直没见起色，近几天才好不容易把拖欠的工资补发，以后怎么样还说不定呢。

这些留下来的人也不是对工厂抱有多大的信心，赖着不走，不过是肩上扛着养家糊口的担子，怕丢了工作一时找不到下家而已。

这会儿瞧见有补偿，心里开始松动。

万一以后制衣厂开不下去破产了，到时候别说补偿款，怕是工资都发不下来，那就亏大了，现在离开，至少还能多拿一笔费用。

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人群中第一个选择离开的员工站了出来。

罗宝珠递给对方一张赔偿单，让对方去财务结清工资。

随后，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

陆陆续续，场地空了。

罗宝珠递了十几张单子，心里估摸着大概走光了，抬头一瞧，角落里居然还剩下一个员工。

剩下的那位员工名叫梁霜君，47岁，宽脸浓眉，不苟言笑，罗宝珠认得她，这是一位在制衣厂干了20来年的老员工。

罗宝珠拿着赔偿单走过去，有些好奇：“梁姨，你为什么选择留下来？”

20多年的工龄，赔偿款也算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了。

梁霜君望着空荡荡的场地，惆怅地叹了一声，“我从17岁进厂，一直干到47岁，大半辈子都在这间制衣厂，走了也不知道去哪。”

况且，老厂长徐永丰对她有救命之恩，她一直念着这份恩情。

她祖籍在宁波，鸦片战争后，宁波成为通商口岸，不少红头发的洋人来到当地，当地人叫他们“红毛人”，给“红毛人”做衣服的一帮裁缝，就叫做红帮裁缝。

梁霜君的爷爷也是一位红帮裁缝。

当时离宁波不远的沪城发展得更好，不少外国人去沪城做生意，一些名流人士、富家子弟追求时尚，带起一股“西装热”，爷爷便带着全家老小去沪城闯荡。

在沪城最繁华的南京路附近开了一家“梁记”西服店。

后来这家西服店传承到她父亲手中。

父亲虽然没有爷爷那么精明能干，但也能维持家业，一家人在沪城的生活算是安稳，直到沪城迎来解放。

沪城解放后，父亲面临失业的风险。

西服是资产阶级的衣服，新中国不流行这一套，况且实行限定工资收入的政策，导致裁缝收入大跌，拜师学艺的人少了，连行业传承都成问题。

父亲只好带着一家人来港城谋生。

在太子道开了一家洋服店。

一切的祸根就始于这家洋服店。

不知道怎么回事，在沪城混得中规中矩的父亲，来到港城之后如鱼得水，出奇的顺利，生意比在沪城时更加红火。

生意红火难免招人嫉妒。

对门的一家裁缝铺老板埋怨父亲抢了生意，和父亲吵过几次，还扬言要找人砍死父亲全家。

当时被火热的经济冲昏头脑的父亲哪里肯放弃这块风水宝地，也压根没把对面裁缝铺老板的威胁放在心上。

悲剧在某一天夜晚悄无声息地降临。

对面裁缝铺老板认识一些混江湖的大哥，找了一帮小混混持砍刀半夜溜进屋子。

全家都被砍死在那个血腥的夜晚。

她因为参加好朋友的生日宴，选择留宿在朋友家而幸免于难。

事后，对面裁缝铺老板关门跑路，逃之夭夭，只留下她独自面对父母以及年幼弟弟的四具冰冷尸体。

家里的所有财物被洗劫一空，她不仅面临失去亲人的悲痛，也要面临经济上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