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老师转过身来，看见门口站著几个陌生人，先是愣了一下，然后把手里的课本放在讲桌上走过来。

她穿著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衫，头髮扎成低马尾，脸上不施粉黛但皮肤很白皙，在这偏远山村的灰扑扑的背景下显得格外清秀，像是从城市里搬来的一盆茉莉花，被乡野的风吹得枝叶摇曳，却没有失去那点清高的底色。

“您好，请问您是？”

老陈掏出工作证亮了亮。

“省里来的，下来看看。

你贵姓？

从哪里来的？”

女老师姓孙，叫孙晓雨，去年从省城师范学院毕业，参加“特岗计划”来到石门坎小学。

她是北方人，家在千里之外的城市，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她是家里唯一的大学生，也是村里第一个考上省城大学的女孩子。

“当时分配的时候，同学都往县城挤、往镇上跑，你分到石门坎来，不怕苦吗？”

老陈的问话很直接，不是客套，是真的想知道这个城里姑娘为什么愿意跑到这个连快递都不送的深山沟里来当孩子王。

孙晓雨笑了笑，露出两颗小虎牙，那笑容不是装出来的，是一种骨子里的阳光。

“苦是苦，但孩子们可爱呀。

他们每天早上站在校门口等我，老远就喊『孙老师好』，喊得整栋楼都听见了。

冬天的时候他们从家里带烤红薯给我，用旧报纸包著，塞在我办公室抽屉里，我一打开抽屉香气扑鼻。

还有一次我感冒了嗓子哑了，第二天上课发现讲台上放著一杯胖大海泡的水，杯子上贴著一张纸条，写著『孙老师您辛苦了快点好起来吧』，是班里最调皮的男生写的。”

孙晓雨说这些的时候眼睛亮亮的，声音里有一种被爱包围著的人才有的那种暖意。

“留下来当然是因为有留下来的理由。

不是因为条件好，是因为这里的人好，孩子们也好，乡亲们也好，校长也好。

他们对我好，我就捨不得走，走了心里会疼，会想他们。”

老陈在教学楼后面的教师周转房里见到了另一位老师，四十多岁的张老师。

他是本地人，在这所学校教了二十多年书，当年是石门坎考出去的第一个中专生，毕业后本来可以留在县城工作，他主动要求回到石门坎。

他说他忘不了当年自己背著书包走几十里山路去镇上上学的日子，那时候路比现在烂多了，雨天泥浆没过脚踝，晴天尘土能糊住眼睛，他想让这条路上的孩子们走得比当年他走的时候稍微轻鬆那么一点点。

他的宿舍在一楼，是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小房间，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衣柜。

桌上摊著学生的作业本，他正在批改五年级的数学作业，红笔的笔帽没来得及盖上，就搁在本子上，桌角还放著一杯浓茶，茶水早就凉透了，茶叶梗浮在水面上，像是一艘艘搁浅的小船。

老陈站在门口没有进去，他怕自己的鞋底太脏踩脏了人家刚拖过的地板。

张老师听见动静抬起头，认出老陈来，赶紧站起来，因为起得太猛太急了，椅子往后一倒发出了很大的哐当声，差点砸到后面的墙上。

两个人握了握手，张老师的手粗糙，指节粗大，指甲缝里嵌著洗不掉的粉笔灰和一些暗色的、不知道是什么的斑点。

“张老师，这些年辛苦你了。

一个人在石门坎坚守这么多年，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