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原不同的是，归义军的府兵制在授田的基础上也设立牧区，会將从事畜牧业且能征善战者集中起来，每户出一人，每五十户为一队由兵府统一管理，其称为部落府兵。

这些府兵部落在兵府的指定下，春夏秋冬各被指定优良的草场进行放牧，其他部落不得与其爭夺马场，而战时这些人则需要和府兵一样承担出征的义务。在李景明的安排下，部落府兵与农耕府兵的占比基本为一比一。

此外，府兵制皆设专门的马场，用於饲养整个府兵区出征时所使用的马匹，並规定每处马场由农耕府兵出人，轮换为国家养马，在保证府兵区的马匹数量的情况下，多出来的马匹则按五成比例作为税收交给国家，这也是府兵唯一要交的税。

这些马场並不仅是確保马战马的来源，也是对农耕府兵的固定培训，不管是游牧还是农耕，只要是归义军的士兵，就必须能骑善射。换句话说，即便是农耕府兵，在战时也必须能隨时適应游牧化的生活。

毕竟西边的西域和北边的蒙古高原，都是需要靠著畜牧业赶著牲畜，走一路吃一路才能千里行军，没有那个条件给你千里运粮，这也意味著不能赶著牲畜一起跑的士兵是没法出征的。

而也只有以游牧的生產方式西域以及蒙古高原的土地才有被征服的价值，因为那里的牲畜可以拉著宝石和手工艺品等可以被赶到別处，但如果你用骆驼想把那里的粮食运来，那一路的损耗就远远大於你能征上来的税负。

当进行这一套改革的时候，李景明实际上已经把国家实际上改造成了一个半农耕半游牧的王朝，类似於现在已经存在的契丹，以及后来的辽、金、元的国体，只不过，这次改革的主体是由归义军这个汉人政权开始推动的。

也正因为这样，契丹等外族政权是游牧推进汉化，而李景明的改革，则是在保留现有汉化的程度上，以汉文明的治理体系推进国家建立游牧化的生產与军事体系。

为了更好的推进游牧化，归义军对杂胡与牧民的管理有了更明確的规章制度。

隶属于归义军的部落必须以汉语为官方语言，在部落內推广，以方便部眾参军时统一管理，在归义军治下，只要能说汉语的，都一律视为唐人，给予同等的地位，並鼓励胡人改汉姓。

又比如本部落的酋长一把手及继承人都得到李景明那里报导，由其亲属管理部落的日常，部落间的矛盾由归义军按唐律调节，並从部落中选拔德高望重的人，进入李景明的幕府担任官职。

除此之外，府兵之外的部落也被打散，设百户，千户官，通常千户为一部，由县级以上管理其放牧的牧场，每三年，根据部落的实际人口，重新划定部落。

也就是说，归义军不存在任何一个超过千户的部落，李景明利用部落居无定所的特性，一个千户不会和另一个千户常年放牧，可能每过一个季度，共享草场的其他部落就换了一群，部落没有长期的草场，同一个草场也被不同部落交替放牧。

如此，部落想要联合起来作乱的难度就打了许多，一个部落只有一千户人，就算作乱也无法影响大局。况且那些部落中最能打的，也都被选入了府兵，部落中的这些壮丁只能算二线部队。

而在归义军受到攻击，或需要徵调府兵之外的兵力时，除了农閒的农耕人口会出人守城外，部落人口则由本地千户挑选足额的壮丁应徵守备归义军的领土。

简单地说，在归义军这里，部落想要放牧必须严格听从官府指挥与管理，合法放牧，每年用牲畜马匹交税，服兵役，不听话的外来户，要么被暴打，要么接受归义军的部落管理体系。

这一切其实都是从归义军的传统演变而来的，作为地处河西的国家，归义军建国时其实就和当地反抗吐蕃的部落建立了合作关係已经有游牧的传统，只不过李景明正式確立了这些制度，並进一步推动了归义军向游牧化转型。

其实，李景明的制度，在很多地方类似於甘州回鶻曾经使用的制度，即在河西地区，將汉人的农耕视为国家的財政来源，但军事化上基本都是游牧部落的回鶻人参与，农耕为游牧输血，创造財富，提供铁器军备，而游牧负责对外征战，拓展国家財富。

基於游牧於农耕並重的制度並在甘州的张掖和肃州的酒泉正式设立了十三兵府，每府一千人，其中敦煌五府，酒泉三府，张掖五府，这也意味著张掖在军队上和敦煌持平，而酒泉位处中间，两边哪里出了事，他们就帮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