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连三天，白清萍像被遗忘在时间缝隙里的尘埃。

她被安置在公共部后院一间独立的小屋里，门口有个年轻的警卫员站岗，说是保护，实为监视。

一日三餐有人送来，吃得跟自己在市財委公共食堂里的一样，都是些简单的窝头和白菜汤，偶尔有几片薄薄的醃萝卜。送饭的同志从不与她交谈，放下饭盒就走，脚步匆忙得像在逃离什么。

第一天，白清萍还能保持镇定。

她整理著简陋的房间，把唯一一扇小窗擦得透亮，儘管窗外只有一堵灰墙和光禿禿的树枝。

她在脑海里反覆回忆那天在走廊上看到的一幕——那个被押送的男人，左耳后若隱若现的疤痕，还有那转瞬即逝的侧脸。

是李默。她百分百確定。

第二天，焦躁开始啃噬她的耐心。

路副部长那边一点消息都没有，延安的回电似乎石沉大海。

她开始在小屋里踱步，从门到窗七步，从窗到门七步，像笼中的困兽。

偶尔能听到前院传来的汽车声、脚步声、模糊的谈话声，但都与她无关。

第三天，一种熟悉的寒意爬上脊背。

作为在延安呆过五六年的老地下工作者，她太明白这种沉默意味著什么——不是没有答案，而是答案太复杂，或者太危险，以至於组织需要时间来编织一个她能接受的“真相”。

夜幕降临，松江的寒风在窗外呼啸。

白清萍蜷缩在硬板床上，裹紧了单薄的棉被。

她想起1942年的那个春夜，李默背著小布包离开时的背影。

月光下，他回头看了她一眼，想说些什么，最终只是轻轻摇头，转身消失在延安的窑洞群中。

那一別，就是三年八个月零九天。

她一直数著日子，即使组织要求她忘记，即使档案被修改，即使所有人都告诉她“李默执行特殊任务去了，不要打听”。

她不敢打听，但忘不掉。

每个月的十五號，她都会偷偷在日记本上划一道痕——那是他们原定结婚的日子。

“如果那天我坚持和他一起走，会怎样？”这个念头在三年的深夜里反覆出现，像钝刀割肉。现在，这把刀又回来了，带著新鲜的痛楚。

第四天上午，门外传来脚步声，不是送饭的节奏。

白清萍从床上坐起，心臟不受控制地加速跳动。

她迅速整理了一下头髮和衣襟，儘管知道这毫无意义。

门开了，进来的是三天前见过的机要秘书小陈。

年轻人脸上没什么表情，公事公办地说：“白清萍同志，路副部长请你过去。”

“好。”她只说了一个字，声音平静得自己都惊讶。

跟著小李穿过走廊时，白清萍注意到公共部的气氛与三天前不同。

前院里停著两辆军绿色吉普，几个穿制服的人正匆匆搬著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