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永丰”纺织厂的空气，除了棉絮和机油味，近来似乎还隱隱多了一丝別样的东西。那是一种压抑的躁动，像地底暗流的呜咽，在女工们交换的眼神、压低嗓音的嘆息，以及午休时聚在背阴墙角短暂又迅速的交谈中，悄然流动。
白清萍——或者说女工刘小娥，比大多数人更早察觉到这丝异样。她的耳朵像最精密的仪器，过滤著厂房的轰鸣，捕捉那些有特定节奏的脚步声，那些在机器噪音掩护下、过於简短的对话，那些传递东西时过於隱秘的姿態。
果然，没过多久，一个年轻的女工出现在了她们的车间。她看起来二十出头，梳著两条油亮的大辫子，脸颊上有两团被车间热气熏出的红晕，眼神清澈，甚至带著点学生气的热烈。她负责的是隔壁裁片车间的辅助工作，偶尔会“走错”到织布车间来借个梭子、问个尺寸，或者只是“路过”。
但白清萍一眼就看出了不同。这个叫“小娟”的姑娘，指关节没有长期劳作留下的厚茧，皮肤也过於细腻。她说话时，总是不自觉地看向车间入口或窗外，那是一种未经严格训练的本能警惕，或者说，是新手地下工作者难以完全掩饰的紧张。
这天下午，机器检修短暂停机，女工们难得有片刻喘息的空隙，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喝水、捶腰。小娟也凑了过来，手里拿著半块窝头，自然地加入了一个五六人的小圈子。起初是抱怨工钱又被拖了，活儿越来越重，食堂的菜汤里连油花都见不著。话题很快，又极其自然地，滑向了更深的层面。
“……听说南边又打大仗了，死了好多人。”一个年长些的女工嘆息。
“可不是，我娘家村里，刚收完秋粮就被征走了大半，说是军粮，给的价还不够买种子的……”另一个附和。
小娟这时插话了，声音不高，但很清晰，带著一种压抑的激动：“这仗到底为啥要打？俺们老百姓就想吃顿饱饭，过个安生日子。前头打鬼子，那是没话说。可现在……自己人打自己人，粮食都填了炮口，咱们在这没日没夜地织布做军装，难道是让更多人去送死？”
这话像一颗小石子投入沉闷的池塘，激起了几圈涟漪。几个女工露出深有同感又不敢多说的表情，左右张望。也有人麻木地摇头：“上头的事儿，咱哪懂？能活著挣口饭吃就不错了。”
“可这饭越来越难吃了！”小娟的声调略微提高了一点，“厂里扣工钱，粮价天天涨，饿著肚子怎么干活？咱们这么多人，要是都……”
她没有说下去，但意思已经很明显。她在传播一种情绪，一种模糊的念头：不满可以表达，苦难並非註定，团结或许能改变些什么。
白清萍坐在不远处的条凳上，低著头，慢慢咬著自己带来的硬饼子，仿佛对那边的谈话充耳不闻。她甚至在小娟的目光偶尔扫过来时，刻意表现出一点畏缩和茫然，把身体更紧地蜷缩起来，像个被生活压垮、早已失去思考能力的可怜虫。
然而，她的內心一片冰冷清明。教官的声音在脑海中迴响：“……万一失联，在有大型工厂、码头、学校的地方，寻找基础组织。他们可能口號简单，行动稚嫩，但往往是根系的一部分。越是基础，有时反而越安全，因为敌人的视线往往盯著更高处……”
这个“小娟”，就是这样的基础组织成员，甚至可能是刚被发展不久的外围。她热情，勇敢，但缺乏经验，不懂真正的隱蔽。她的任务就是在女工中传播反內战、反飢饿的思想，激发不满，或许也暗中观察哪些人是可以进一步发展的对象。
她的价值不在於她知道多少秘密，而在於她是一根线头。顺著她，向上追溯，通过她的单线联繫人，再通过那个联繫人的上线……白清萍在心中冷静地计算著，最多经过三层，极有可能接触到北平地下组织负责工运或情报的某一环负责人。
这条线，她看到了，记下了。包括小娟的相貌特徵，说话时不经意带出的一点点保定口音，她习惯性捋辫梢的小动作，以及白清萍通过几次看似偶然的“同路”和旁敲侧击，最终確认的她租赁居住的那个位於工厂后身大杂院的具体门牌號。
但她按兵不动，甚至有意无意地避开与小娟的任何直接接触，不在任何可能引起对方注意的场合表达观点。她现在需要的不是冒然接头，而是观察、確认这条线的安全性，评估其背后的组织是否可靠，是否已被渗透。更重要的是，她需要等待一个最恰当的时机，一个能让她在接触时掌握更多主动权，而不是作为一个“失联可疑人员”被被动审查的时机。
这条暗线，被她小心翼翼地埋藏在心底，如同在贫瘠土地上埋下的一颗可能发芽也可能腐烂的种子。目前，它只是她眾多选择中，一个有待验证的备用选项。
她將最后一点饼子碎屑倒进嘴里，拍拍手上的渣子，重新走向那台轰鸣待启的织机。在旁人看来，女工刘小娥又回到了她沉默、顺从、麻木的日常轮迴中。
只有她自己知道，在这轮迴的表象下，一双属於猎人的眼睛，已经悄然睁开，並在混沌的棋盘上，为自己標记了一个可能的落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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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外滩的风带著咸湿和隱约的煤烟味。李树琼站在匯中饭店三楼的房间窗前，望著黄浦江上往来穿梭的轮船和对面陆家嘴依旧荒凉的滩涂，心里那份沉重的清单，终於稍稍减轻了些分量。
半个多月的密集“考察”接近尾声。他像一个最精明的商人，又像一个未雨绸繆的逃亡策划者，將一条可能的关键退路，从混沌中勾勒出了大致清晰的轮廓。
通过父亲旧部一位已转入外交系统任职的世伯牵线，他结识了几个驻沪美国陆军航空队（即美国空军前身）的中层军官。这些年轻的美国军官，经歷过战爭，对东方政局有一种漫不经心又略带优越感的兴趣，同时也非常务实——或者说，非常乐意在职权范围內，为一些“小忙”换取可观的美元报酬。
在一家不太起眼的西餐厅和两轮高尔夫球敘之后，李树琼用流利的英语、得体的谈吐，以及不经意间透露的家族背景（恰到好处地显示財力又不显得招摇），贏得了其中两人的某种“友谊”。在一次酒酣耳热之际，话题“偶然”扯到远东动盪的局势。李树琼以富家子弟忧心產业的口吻，表达了对局势可能恶化的担忧，以及“万一情况不妙，如何让家人迅速离开”的烦恼。
那位名叫罗伯特的中尉，嚼著口香糖，蓝色的眼睛眨了眨，用带著德克萨斯口音的英语半开玩笑地说：“李，这有什么可烦恼的？天空是自由的。只要你有合適的『通行证』（他意味深长地搓了搓手指），我们的飞机偶尔也需要进行一些非官方的、长距离的適应性飞行。香港、马尼拉，甚至更远的地方……总有一些座位，是为朋友准备的。”
价格不菲，但正如李树琼所料，远比打通保密局、警察局或港口检查站层层关节要“便宜”，也更“可靠”。这些美国军官有他们的系统和渠道，相对独立於中国错综复杂的派系纠葛，办事直接，且对“客户”的背景审查远不如特务机关严苛。当然，风险同样存在，但这已是他在当前条件下能找到的最优选项。
他將这条空中通道的联络方式、暗语、费用和潜在风险，用只有自己能懂的符號，详细加密记录在隨身的一个小记事本上。同时，通过几位沪上银行界的熟人，他也大致摸清了通过外资银行进行跨境外匯资產转移的几种可行路径，以及如何利用国际贸易单据进行掩护。
这些准备工作，让他为白家、为父亲、为杨汉庭夫妇，也为自己，勉强铺设了一条在紧急情况下可供选择的逃生索。儘管这条索道纤细、昂贵且充满未知，但至少有了一条索道。
带著一种完成艰巨任务后的疲惫和一丝微弱的安心，李树琼在离开上海的前夜，回到了他最初入住的那家中档旅馆。他预订了次日返回北平的车票，行李也已基本收拾妥当。
洗去一身疲惫，换上舒適的睡衣，他掀开被子准备就寢。身体刚挨到床垫，后背却猛地被一个硬物硌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