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947年6月12日，深夜11时30分

地点：协和医院五楼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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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房里的灯只开了一盏。

白清莲坐在床边的椅子上，还是那个位置，还是那本书。鸡汤已经重新热过了，保温桶搁在床头柜上，盖子拧得紧紧的。她的手指搭在书页边缘，却没有翻动。

李树琼推门进来时，她抬起头。

四目相对。他长衫上还带著夜风的气息，帽檐压得很低，遮住了大半张脸。他没有立刻说话，只是背过身去，將那身灰布长衫脱下，叠好，放在柜子底层。然后换上那套熟悉的病號服。

白清莲静静地看著他做这一切。

等他换好衣服，重新坐到床边，她才轻声开口：

“消息送出去了？”

李树琼点点头。

“明天……”

白清莲没有问完。她看著他，等待那个答案。

李树琼沉默了几秒。

他想骗她。

他可以说，明天只是例行巡查，不会有事。可以说，他已经尽力了，能救的都救了。可以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这些话他张口就能编出来。八年来，他编过比这更复杂、更精巧、更滴水不漏的谎言。

可他看著白清莲的眼睛。

那里面没有质问，没有催促，甚至没有期待。只有一片沉静的、等待判决的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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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忽然不想再骗她了。

“我想救他们。”他说。

白清莲的睫毛轻轻动了一下。

“但是……”李树琼的声音很低，像在自言自语，“他们不听。”

他顿了顿，目光落在窗外那棵黑沉沉的老银杏上。夜风吹过，叶子沙沙作响。

“他们觉得，牺牲是值得的。”

白清莲没有说话。

“明天，”李树琼说，“会死很多人。”

他的声音很平，像在陈述一个与己无关的事实。只有他自己知道，说出这句话时，他的喉咙像被钝刀划过。

白清莲的脸在灯光里一点一点失去血色。

她坐在那里，一动不动。那本书从她膝头滑落，啪的一声掉在地上，没有人弯腰去捡。

她的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却发不出声音。

李树琼看著她。

看著她苍白的脸，看著她微微颤抖的睫毛，看著她死死攥住衣角的手指——指节泛白，像溺水的人抓住最后一根浮木。

他想说点什么。

说那些年轻人不是她教的学生，说她不必这样难过，说明天的血流不到这间病房里来。

可他说不出口。

因为他知道，她难过的不是那四十七个名字里有没有她认识的人。

她难过的是，他说“会死很多人”。

而她什么都做不了。

就像这两年来，她面对他的每一次离去，每一次沉默，每一次明明近在咫尺却隔著万水千山的对视——她什么都做不了。

白清莲终於发出声音。

很轻，很细，像一片被风吹散的蛛丝。

“……都是孩子。”

李树琼没有回答。

“他们才十几岁。”她的声音在发抖，“我教过的学生，有的才十五……”

她说不下去了。

她低下头，死死咬住嘴唇，肩膀剧烈地颤抖。她用尽全身力气在忍耐——这是她在高门做媳妇两年学会的本能。不能在人前失態，不能在丈夫面前哭泣，不能让他为难。

可她忍不住了。

那压抑的、破碎的呜咽声，从紧咬的牙关里漏出来，像受伤的小兽藏在洞穴深处的哀鸣。

李树琼看著她。

他应该做什么？

伸出手，拍拍她的肩膀？说几句无关痛痒的安慰？还是像往常一样，沉默地起身，把空间留给她一个人？

他都不想做。

他慢慢抬起手。

那只手在半空中停了几秒，像试探水温的旅人，终於落在她颤抖的肩头。

白清莲猛地抬起头。

她看著他，脸上全是泪痕。那双永远平静、永远瞭然、永远包容的眼睛里，此刻只剩下破碎的、无处安放的悲伤。

“为什么……”

她想问什么？为什么会有战爭？为什么要让年轻人去送死？为什么他明明知道这一切却无力阻止？

她什么都没有问出口。

她只是看著他，泪流不止。

然后她扑进了他怀里。

李树琼僵住了。

这是两年来的第一次。

她从不主动靠近他。新婚之夜他睡在书房，她只是沉默地替他铺好被褥。他彻夜不归，她只是留著那盏门灯。他冷漠疏离，她只是越来越安静、越来越小心翼翼。

她从不越界。

因为她知道，这桩婚姻本就是一座精致的囚笼。她是囚徒，他也是。只是他的笼门朝外开著，她的那扇，从来只进不出。

可此刻，她像溺水的人抓住浮木一样，紧紧攥著他的衣襟，把脸埋进他胸前。

她的眼泪浸透了那薄薄的病號服，烫得像烙铁。

李树琼一动不动。

他的手悬在半空，不知道该放在哪里。

他想起很久以前，另一个女人也曾这样靠在他胸前。那是延安窑洞外的土坡，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她笑著问他：等战爭结束了，你想去哪里？

他说：不知道。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那是他最后一次对她许诺。

后来战爭没有结束。后来他们走散了。后来他娶了另一个女人，在这座名为婚姻的囚笼里，活成了一具行尸走肉。

而现在，他的妻子在他怀里哭泣。

不是控诉，不是质问，不是索取任何他给不起的东西。

只是哭泣。

为那些她从未见过的、明天即將死去的年轻人。

李树琼的手终於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