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949年1月2日
地点：保密站北平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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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是赵仲春的副官带回来的。
上午九点，赵仲春刚进办公室，副官就敲门进来，手里拿著一份密报，脸色不太对。赵仲春接过来，看了一遍，没有说话。他把密报放在桌上，点了一支烟。副官站在旁边，等著。赵仲春摆了摆手，副官退了出去。
白清萍正好从走廊经过，看见副官脸色凝重地出来，停了一下。她敲了敲赵仲春办公室的门，推门进去。
“怎么了？”
赵仲春把密报推过来。白清萍拿起来看。只有几行字，但每一个字都很重：“傅作义已派出代表，与中共秘密接触。和平谈判，势在必行。”
白清萍放下密报，没有说话。她早就知道了。从新保安结束的那天起，她就知道。傅作义没有牌了，除了谈判，他別无选择。但知道归知道，看到白纸黑字的密报，心里还是沉了一下。北平，真的要变天了。
赵仲春把烟按灭，靠在椅背上。“消息还没扩散。但瞒不了多久。”
白清萍问：“你打算告诉下面的人吗？”
赵仲春苦笑了一下。“告诉不告诉，他们早晚都会知道。保密站里，耳朵比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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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白清萍去食堂吃饭。
保密站的食堂不大，几张长条桌，铺著白桌布。平时吃饭的时候，大家说说笑笑，今天却安静得出奇。没有人说话，只有筷子碰碗的声音，和偶尔的咳嗽声。白清萍端著餐盘，坐在角落里。她扫了一眼周围的人。有人低著头，有人看著窗外，有人在偷偷看別人的脸色。
坐在她斜对面的是行动队的李黑子。他吃得很快，三口两口就把饭扒完了，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看了一眼，又放回去。白清萍注意到，那张纸条上写著一个地址——大概是当铺的地址。他在变卖家產。
坐在更远处的是总务科的老张。他正跟旁边的人低声说著什么，声音很小，但白清萍隱约听见了“船票”、“香港”这几个字。他在找关係，找退路。
整个保密站，像一锅快要烧开的水，表面上还平静，底下已经在翻滚了。每个人都在想同一个问题：北平要丟了，我该怎么办？
白清萍吃完了饭，把餐盘送到回收处，走出食堂。走廊里，她碰见电讯科的小王。小王手里拿著一个信封，鼓鼓囊囊的，看见白清萍，愣了一下，把信封藏到身后。
“白副站长。”
白清萍点了点头，没有问。她知道那里面装的是什么。钱，或者金条。他要寄出去，寄到安全的地方。她没有拦他，也没有权利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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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白清萍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整理名单。
训练班的学员名单、行动队的骨干名单、情报科的核心人员名单。她把它们摊在桌上，一个一个地看。哪些人可以带走，哪些人必须留下潜伏，哪些人不可靠。她写得很慢，一笔一画的。这不是普通的名单，这是几百条命。她不能出错。
赵仲春推门进来，没有敲门。他脸色不太好，眼睛下面的青黑色更深了。他走到白清萍对面，坐下来，看了一眼桌上的名单。
“两航的人，我联繫好了。”他的声音很低。“飞行员已经买通。但需要预付定金。数目不小。”
白清萍抬起头。“多少？”
赵仲春说了一个数字。白清萍沉默了几秒。那是很大一笔钱，比他们抢一个银行能拿到的还多。但如果不预付，飞行员隨时可能反悔。北平一被围，两航的飞机就是唯一的出路。
“钱的问题，等抢了银行就有了。”白清萍说。“现在的问题是时机。太早，毛局长会发觉。太晚，我们就走不了了。”
赵仲春点了一支烟，吸了一口，慢慢吐出来。烟雾在阳光里飘散，灰濛濛的。
“时机，我来说了算。”他说。“我比任何人都在意这个。”
白清萍看著他。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她很少见到的光——不是恐惧，不是绝望，是一种孤注一掷的决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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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仲春站起来，走到窗边。他拉开窗帘，阳光涌进来，刺得他眯起了眼睛。他站在窗前，背对著白清萍，看著窗外灰濛濛的天。
“白副站长，”他的声音有些闷，“毛局长又催我了。”
白清萍的手在名单上停了一下。
“这次的目標，是谈判代表的家人。”赵仲春的声音很低，低得像是在跟自己说话。“他不管傅作义在谈什么。他只想杀人。杀得越多越好。”
白清萍沉默了很久。谈判代表的家人。不是教授，不是作家，不是律师。是女人，是孩子，是那些与政治无关的人。毛人凤疯了。他真的疯了。
白清萍沉默了很久。谈判代表的家人。不是教授，不是作家，不是律师。是女人，是孩子，是那些与政治无关的人。毛人凤疯了。他真的疯了。
“你打算怎么办？”白清萍问。
赵仲春没有回答。他站在窗前，一动不动。风吹过来，把他的头髮吹乱了。他没有理。
“我不知道。”他终於开口。“我不想杀。但我不杀，毛局长会派別人来杀。別人杀，还不如我杀。至少我能控制，不伤及无辜。”
白清萍看著他。他的背影很瘦，肩胛骨在绸衫下面凸出来，像两把刀。她忽然觉得他很可怜。不是那种同情，是那种——看见一个人拼命想活、却不得不去死的可怜。
“赵站长，”她说，“不管你怎么决定，我都不会拦你。但我希望你记住——我们还有一条路。抢银行，包飞机，带人走。那是活路。”
赵仲春转过身，看著她。他的眼睛里有血丝，嘴唇乾裂。
“活路？”他苦笑了一下。“白副站长，你真的觉得我们能活著离开？”
白清萍说：“不试，怎么知道？”
赵仲春没有说话。他走回办公桌后面，坐下来，把烟按灭。他拿起那份名单——不是白清萍的名单，是毛人凤给他的暗杀名单。他看了一眼，然后锁进抽屉里。
“我再想想。”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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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清萍继续整理名单。窗外的阳光慢慢移动，从桌上移到墙上，从墙上移到门口。走廊里有脚步声，有人经过，有人停下来，又走了。
她想起赵仲春刚才说的话。“谈判代表的家人。”那些女人和孩子，她们什么都不知道。她们不知道自己的丈夫、父亲在替傅作义谈判，不知道毛人凤要杀她们，不知道赵仲春在犹豫要不要动手。她们也许正在家里做饭，哄孩子睡觉，等著丈夫回来。
她低下头，继续写。她不能想太多。想多了，就走不了了。
赵仲春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了。办公室里只剩下她一个人。她写完了最后几个名字，把名单折好，放进口袋里。她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天快黑了。路灯亮了，昏黄的，照著空荡荡的院子。那棵老槐树的叶子已经落光了，光禿禿的枝丫伸向天空，像几根乾枯的手指。
她深吸一口气，转身走出办公室。走廊里，日光灯管一闪一闪的。她的皮鞋踩在地板上，声音很响。
明天，她还要继续整理名单。还要等赵仲春做出决定。还要在所有人面前装作若无其事。她不能让人看出任何异常。她必须平静。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可她心里知道，什么都不一样了。傅作义在谈判，北平要变天了。赵仲春在犹豫要不要杀人。而她，在准备抢银行、包飞机、带几百个人逃出北平。她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她只知道，她必须试。
她走出保密站的大门。巷子里，风从墙头吹过来，凉凉的。她裹紧大衣，走进夜色里。
“你打算怎么办？”白清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