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约定，租期满后，地面建筑物归国家所有。”王恪说，“相当於用二十年的土地使用权，换来一座工厂。”

这个思路很新颖。会场里议论纷纷。

“这是变相卖地！”张副主任很激动，“今天能租地，明天就能卖地！社会主义的土地，怎么能租给资本家？”

“张主任，房屋可以出租，为什么土地不能？”王恪反问，“而且我们设定了严格条件：只能是荒地、滩涂、低效用地；不能改变土地性质；租金用於当地建设；租期最长二十年……”

“那也不行！这是原则问题！”张副主任拍桌子，“土地是命根子！租给资本家，就是出卖国家利益！”

气氛紧张起来。

梁国栋开口了：“老张，別激动。王恪同志只是提出一个设想，供大家討论。”

“这有什么好討论的？”张副主任情绪激动，“梁书记，这种想法很危险！我们要坚决抵制！”

眼看要僵持，王恪忽然说：“张主任，我请教您一个问题。”

“你说。”

“您老家是梅县的吧？我听说，梅县山多地少，很多农民还住在土坯房里。如果在家门口建个加工厂，让他们农閒时上班，一个月挣七八十块，三五年就能盖砖瓦房。您觉得，老百姓会支持还是反对？”

这个问题很刁钻。张副主任愣住了。

“我……”他张了张嘴，“老百姓当然想挣钱，但也不能……”

“张主任，我理解您的顾虑。”王恪语气诚恳，“我们这一代人，经歷过旧社会的苦难，对『资本家』有天然警惕。这是对的。但时代在变，我们要用新思路解决新问题。”

他看向全场：“各位，我们搞经济工作，最终目的是什么？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如果一种方法能实现这个目標，又不动摇根本，为什么不能试试？”

这话说得很朴实，但很有力量。

会场沉默了几秒。

一个县委书记举手：“王处长，如果试点，选点有什么標准？”

这个问题，意味著有人开始认真考虑了。

王恪精神一振：“我认为，要具备几个条件：一是靠近边境或港口，运输方便；二是有一定劳动力基础；三是当地干部有开拓精神；四是群眾有积极性。”

“具体到哪些地方？”梁国栋问。

王恪走到地图前：“我建议，先在三个地方试点：深圳罗湖、珠海香洲、汕头达濠。这三个地方都靠海，有华侨基础，劳动力充足。”

他用红笔在地图上圈出这三个点：“每个点先搞一两个厂，摸索经验。成功了，总结经验推广；失败了，损失也不大。”

“投资从哪里来？”有人问。

“主要靠港商投资。”王恪说，“我们提供土地和劳动力，他们提供资金和设备。这是互利合作。”

“那不就是依靠外资？”张副主任又抓住一点。

“是利用外资，不是依靠外资。”王恪纠正，“主动权在我们手里。我们设定规则，我们监督执行，我们保护工人权益。这和我们向苏联贷款搞建设，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利用外部资源发展自己。”

这个类比很巧妙。当年苏联援助中国，也是“利用外资”的一种形式。

张副主任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梁国栋看时机成熟，总结道：“今天的会开得很好。王恪同志的设想很系统，大家的討论也很深入。这样，省里成立一个调研组，由我牵头，王恪同志参加，去深圳、珠海、汕头实地考察。拿出具体试点方案后，再上报中央。”

他看向张副主任：“老张，你也参加。多提意见，把方案完善好。”

这是高明的安排——让反对者参与进来，既能吸收合理意见，也能减少阻力。

张副主任犹豫了一下，点点头：“好。”

散会后，好几个人围上来。

“王处长，您说的那个最低保护价，具体怎么操作？”

“王同志，如果试点，我们县能不能申请？”

“加工费怎么结算？用人民幣还是外匯？”

王恪耐心解答，直到中午。

午饭时，梁国栋把王恪叫到一边：“小王，今天表现得很好。特別是最后那个问题——『老百姓会支持还是反对』，问得很到位。”

“梁书记过奖了。”

“不过你要有准备，『土地租赁』这个提法，上面很可能通不过。”梁国栋实话实说，“我们可以换个说法，比如『土地有偿使用』『场地使用费』，意思一样，但听起来温和些。”

“我明白了。”

“调研组下周出发。你准备一下，这次要深入基层，听听工人农民的真实想法。”梁国栋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標准。如果群眾確实需要，確实欢迎，我们就有了底气。”

“好。”

下午回到招待所，王恪感觉有些疲惫。但心里是充实的。

他推开窗，雨已经停了。阳光从云缝中透出来，在湿漉漉的街道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广州城在雨后显得格外清新。远处建筑工地传来打桩的声音，咚咚咚的，像这个城市的心跳。

王恪拿出笔记本，写下今天的感受：

“1965年3月31日，广州，雨转晴。”

“『三来一补』和『土地租赁』的设想，正式拋出来了。”

“反应激烈：有支持，有反对，有质疑，有期待。”

“张副主任的反对在意料之中。老一辈有他们的坚持，这可以理解。重要的是说服，不是爭吵。”

“梁书记是明白人。他懂得平衡，懂得策略。有他支持，事情就成功了一半。”

“下周要实地调研了。去深圳，去珠海，去汕头。用脚丈量这片土地，用耳倾听百姓声音。”

“系统还没有新提示。但我能感觉到，歷史的车轮，正在缓缓转动。”

“四合院里，现在该做晚饭了吧？柱子是不是又在试验新菜？秦姐的女儿数学竞赛应该出结果了。”

“香港那边，晓娥的第二代计算器量產了吗？实验室的集成电路有进展吗？”

“南北之间，所有的努力，都在朝著同一个方向。”

“这就够了。”

“足够让我在这个南方的春日里，感到希望，感到力量。”

“路还长。”

“但第一步，已经迈出。”

“第二步，第三步，也会跟上。”

“直到走出，一条新路。”

写完，他合上笔记本。

窗外，夕阳西下，天边一片金红。

像火，像血，像这个民族不屈的魂魄。

王恪想，几十年后，当人们回顾这段歷史，会如何评价今天的这场爭论？

也许会轻描淡写，一笔带过。

也许会浓墨重彩，大书特书。

但无论怎样，歷史会记住：

在1965年的春天，

在广州的这间小礼堂里，

有一群人，

为了这个国家的未来，

激烈地爭论过，

认真地思考过，

勇敢地探索过。

而这就够了。

足够让后来者，

沿著他们探索的方向，

继续前行。

直到抵达，

那个光明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