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天，军报来了。

送信的是个渔民，四十来岁，脸晒得漆黑，手上有常年撒网磨出来的口子。他被带到议事厅的时候，腿都在抖，跪在地上说不出话。

林义给他倒了碗水，他接过去一口灌完，抹了把嘴，才从怀里掏出一个油纸包，一层一层打开，里面是一张纸条。纸条上只有几个字，写得歪歪扭扭：清军水师，二十条船，从浙江来。

朱焕之看完纸条，没说话。他把纸条放在桌上，看著那个渔民。

“谁让你送的？”

“一个客人。”渔民的声音还在抖，“他给了我一两银子，让我把这张纸送到厦门，交给『南安来的人』。我问他是谁，他不说，只说了一句——『欠南安的』。”

朱焕之的手顿了一下。他看了一眼阿朗，阿朗站在门口，手里攥著那枚铜幣，攥得指节发白。

“送信的人长什么样？”朱焕之问。

渔民想了想：“高个子，瘦，脸上有疤，说话带南洋口音。”

阿朗往前迈了一步，嘴唇在抖，但他没开口。

朱焕之点了点头，让林义带渔民下去领赏。渔民千恩万谢地走了，议事厅里只剩下朱焕之和阿朗。

阿朗站在那儿，攥著那枚铜幣，手在抖。

“监国，是他……”

朱焕之没回答。他拿起那张纸条，又看了一遍。清军水师，二十条船，从浙江来。

“他活著。”朱焕之说。

阿朗的眼泪掉下来了。他没哭出声，只是站在那儿，眼泪顺著脸往下淌，滴在手里的铜幣上。他低下头，看著那枚铜幣，看著上面快磨平的人头像，看著那些弯弯曲曲的字母。

“八年了。”他说。

朱焕之站起来，走到他面前，把手按在他肩上。

“他活著。等打完仗，我陪你去接他。”

阿朗使劲点头，把眼泪擦掉，把铜幣揣回怀里。

“监国，二十条船，怎么打？”

朱焕之走回桌边，摊开海图。福建沿海那一条线弯弯曲曲的，厦门在中间，北边是福州，南边是广东。清军水师从浙江来，走海路，必经厦门外海。

“二十条船，”他说，“不是什么大战船，是运粮船改的，炮不多，人也不多。清军的水师，打不了硬仗。”

林义从外面进来，脸上还带著刚才送走渔民的余温，听见这话，凑过来看海图。

“监国，您的意思是？”

朱焕之指著海图上厦门外海的一片海域：“这儿，金门水道。窄，深，船进去转不开身。把船队埋伏在这儿，等清军的船进来，前后一堵，关门打狗。”

林义盯著海图看了半天，忽然笑了。

“监国，这招狠。”

朱焕之没笑。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看著外头的海。

“耿精忠那边有消息吗？”

林义摇头：“没有。那姓孙的回去之后，一点动静都没有。”

朱焕之沉默了一会儿。

“不等了。”他说，“把咱们的船调到金门水道去，今晚就动。”

林义愣了一下：“不等耿精忠回话？”

“他回不回话，清军都要来。”朱焕之转过身，“他来之前，咱们先把清军的水师打掉。打完了，耿精忠就知道该跟谁站一边了。”

林义想了想，转身就走。

当天夜里，南安的船队悄悄从厦门外海出发，往金门水道方向去了。十五条战船，趁著夜色，帆都不敢满张，怕月光照著帆影被岸上的人看见。林土站在最前面那条船的船头，手里攥著刀，眼睛盯著前方的海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