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门的时候，阿朗已经站在门口了。他换了一身乾净衣服，腰里別著刀，手里攥著那枚铜幣，看见朱焕之出来，把铜幣揣进怀里。

“走吧。”朱焕之说。

两个人往码头走。天边刚露了一点白，海面上灰濛濛的，船队的桅杆像一片禿了的树林子。林义站在码头边上，腰上缠著布条，花白的头髮被海风吹得乱糟糟的。他看见朱焕之来了，迎上去。

“监国，船备好了。就一条，小的，不显眼。”

朱焕之点点头，上了船。阿朗跟上去，林义也要上，朱焕之拦住了他。

“你別去。”

林义愣住了：“监国，就你们俩？”

“就我们俩。”

林义站在那儿，嘴张了张，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他知道监国的脾气，说了不去就不去，说再多也没用。他退后一步，站在码头上，看著那条小船慢慢离开岸边，往北边开去。

船小，走得快。风从南边吹过来，帆吃得满满的，船头像劈豆腐一样切开海浪。阿朗坐在船尾，手里攥著那枚铜幣，看著岸上的房子越来越小，越来越远。朱焕之站在船头，看著北边。

“监国。”阿朗忽然开口。

朱焕之没回头。

“您不怕吗？”

“怕什么？”

“耿精忠。他万一翻脸……”

“他不会。”朱焕之说，“他不敢。”

阿朗没再问。他低下头，看著手里的铜幣。铜幣在晨光里发亮，人头像的鬍子已经快磨平了，但他还记得汉斯的脸。他想起八年前那个晚上，汉斯站在沙滩上，把铜幣递给他，说“等我回来，还我”。八年了。他还活著。他在巴达维亚，被荷兰人看著，出不来，但他还是想办法送了那张纸条。他欠南安的，他一直记著。

阿朗把铜幣贴在胸口。

“打完这仗，我去找你。”他说，声音很轻，像说给自己听。

福州在厦门北边，走海路，大半天的工夫。太阳升到头顶的时候，已经能看见福州的码头了。码头上停著几条船，不大，掛著“靖南王”的旗。岸边站著几个人，穿官服，戴官帽，远远看见他们的船，开始交头接耳。

船靠岸的时候，一个人迎上来。朱焕之认得他，陈斌，来过厦门两次了。陈斌也认出了他，脸上挤出一个笑，拱了拱手。

“监国远来，靖南王已在府中恭候。”

朱焕之没说话，上了岸。陈斌在前面带路，走得很快，时不时回头看一眼。阿朗跟在后面，手按著刀柄，眼睛盯著四周。街上的人不多，店铺开著门，但没什么客人。有人在路边站著，看见他们，缩回去了。有人在窗口探出头，看一眼又缩回去。福州的城楼上掛著“靖南王”的旗，旗在风里飘，但顏色发旧，边角都磨毛了。

走了两刻钟，到了靖南王府。府门很大，两扇朱漆大门，铜钉一颗一颗的，擦得鋥亮。门口站著两排兵，穿鎧甲，拿著刀，站得笔直。陈斌先进去通报，过了一会儿出来，做了个请的手势。

朱焕之走进去。院子里铺著青石板，打扫得很乾净，连一片落叶都没有。两边种著几棵桂花树，还没开花，叶子绿得发暗。正厅的门开著，里面坐著一个人，四十多岁，满脸鬍子，穿一件蟒袍，戴著王冠。

耿精忠。

朱焕之走进正厅，站住了。耿精忠坐在上首，看著他，他也看著耿精忠。两个人谁也没说话。陈斌站在旁边，大气不敢出。阿朗站在门口，手按著刀柄。

耿精忠先开口了：“你就是朱焕之？”

朱焕之说：“你就是耿精忠？”

耿精忠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笑很短，像扯了一下嘴角就收回去了。

“坐。”

朱焕之坐下来。耿精忠盯著他看了很久，上上下下看了一遍。一个十六岁的年轻人，瘦，高，穿著件洗得发白的长衫，坐在椅子上，背挺得很直。

“你比我想的年轻。”耿精忠说。

“你的信，我收到了。”

“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