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谈之后，八府像一锅慢慢烧热的水。杭州的丝绸店开了门，寧波的码头卸了货，温州的渔船出了港，台州的农田冒了青苗。

旗换了，交粮纳税的对象从清廷变成了朱焕之。没人在乎。谁收粮不是收？粮交了，地能种，海能打鱼，日子能过，就行。

朱焕之把八府分了三个大区。北区：杭州、寧波、温州、台州，由林义管，管兵、管粮、管海防。南区：泉州、漳州、潮州、惠州，由郑经管，管船、管港、管南洋商路。中枢：他自己坐镇杭州，管钱、管人、管八府的通盘。

林义接到命令的时候正在寧波查粮仓。他腰上的伤没好利索，走路一瘸一拐的，但精神好得很。

打仗的时候他愁眉苦脸，不打仗了他反而笑了。他把命令看了一遍，揣进怀里，对他的副將说：“北区四个府，海岸线六百里，兵两万，船二十条。够了。”

郑经在南边，接到命令的时候正在泉州造船厂。他瘦了很多，颧骨凸出来，眼眶凹进去，但眼睛很亮。

他看完命令，没说话，把纸折起来放在桌上，继续看工匠钉船板。他的副將刘国轩站在旁边，问：“王爷，监国让您管南区，您去不去？”郑经没抬头：“去。他让我管，我就管。”

杭州的府衙成了八府的中枢。朱焕之每天早上卯时起床，先看各地送来的军报、粮报、船报，看完批，批完发，发完见人。

见的人越来越多，杭州的商人来谈通商，寧波的船主来谈造船，温州的渔民来谈海禁，台州的农民来谈减税。他在府衙里从早坐到晚，屁股都没挪过窝。

阿朗说：“监国，您该出去走走。”朱焕之没抬头：“走哪儿？”阿朗说：“八府，看看老百姓怎么过日子。”朱焕之想了想，放下笔。

第二天一早，朱焕之换了便服，带著阿朗和林土，出了杭州城。没骑马，没坐轿，走著去。杭州城外的官道两旁全是稻田，稻子刚插了秧，绿油油的一片，风一吹像波浪。

农民在田里弯腰干活，听见脚步声抬起头，看见三个陌生人，愣了一下，又低下头继续干活。朱焕之站在田埂上看了很久，问阿朗：“你知道一亩稻田能打多少粮？”阿朗摇头。朱焕之说：“三百斤。

四府的水田，一百万亩，一年能打三亿斤粮。够二十万人吃十年。”阿朗站在那儿，没听懂三亿斤是多少，但觉得很多。

走了一上午，到了钱塘江边的一个小渔村。村子不大，几十户人家，房子是石头垒的，屋顶铺著茅草。渔民在岸边补网，女人在晒鱼乾，孩子在沙滩上跑。朱焕之走过去，蹲下来看一个老渔民补网。老渔民抬起头，看见他，愣一下，低下头继续补。

“大叔，这网补了多久了？”朱焕之问。

老渔民没抬头：“三天。”

“能打多少鱼？”

“一网百来斤。”

“够吃吗？”

老渔民停下手，抬起头看著朱焕之。他六十来岁，脸晒得漆黑，手上有常年撒网磨出来的口子。“够吃。以前不够，清军封海，不让出去。现在让出去了，能多打点。”他低下头，继续补网，“听说换了个当家的，不让清军管了。换得好。谁让打鱼，谁就是好当家的。”

朱焕之站起来，没说话。他转身往回走，走了几步忽然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那个渔村。渔村的屋顶上升起炊烟，孩子在沙滩上跑，女人在晒鱼乾。海浪声一下一下的，跟南安一模一样。

阿朗跟在后面，问：“监国，您想什么呢？”

朱焕之没回头。“想南安。南安也是这样，海边，小村子，打鱼种地。十年，长成现在这样。八府比南安大一百倍。一百倍的南安，一百年能长成什么样？”

阿朗想了想，没想出来。

回到杭州已经是傍晚了。朱焕之走进府衙，坐到桌前，摊开海图。海图上八府的位置用红笔圈著，再往南，是南洋，是那片空白的、没人去过的大陆。他盯著那片空白，盯了很久。

林义推门进来，手里拿著一封信。“监国，广东来的。尚之信问，八府定了，南洋怎么办？荷兰人还在那儿，西班牙人还在那儿。南洋的商路，咱们要不要？”

朱焕之接过信，看了一遍，放在桌上。“要。南洋的商路，不能丟。但南洋不是咱们的地盘，是荷兰人和西班牙人的。跟他们爭，打不完的仗。”

林义愣了一下。“那怎么办？”

朱焕之站起来，走到海图前面，指著南洋以南那片空白。“找新的地方。没人占的地方。找到了，就是咱们的。比南洋大，比南洋富，比南洋好。地是空的，矿是满的，海是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