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时间，姐姐在復读。刚进城的学校在山上，每天上学放学都要爬山。三年的坡路，一天两个来回，把姐姐剩下的那点病根，一步一步走没了。

母亲住院那段时间，我们每周去医院看她。传染科不让进病房，我们就站在院子里，仰头看一楼那扇窗户。母亲推开窗，戴著口罩，冲我们摆手。她瘦了很多，但眼睛是亮的。姐姐仰著头，把手举得高高的，喊：“妈——我会做白糖青椒了——”

不知道从哪里得到消息的哥哥回来了几天。他站在姐姐旁边，没喊。他只是把手从裤兜里抽出来，朝母亲挥了挥。母亲在窗边比了个大拇指，又摆手让我们快回去。

回去的路上，姐姐走在前面，哥哥走在最后。我夹在中间。三个人，谁也不说话。走著走著，哥哥就又不见了，我习惯了。

那天晚上屋里没开灯，只厨房亮著一盏昏黄的灯。姐姐站在灶台前，锅铲碰著铁锅叮叮噹噹地响。

她把青椒切成不规整的丝，油热了倒进去，刺啦一声，辣味一下子冲满了小屋子。她翻炒得很快，青椒渐渐软下去，表皮泛起一点焦斑。

盐是隨手捏的，最后临出锅，她抓了点白糖撒进去，快速翻了两下就盛进白瓷碗里。

菜端上桌，甜和辣混在一起，很简单，也很实在。就像那天晚上的日子，没什么花样，却暖得人心里发沉。

我们二个围著桌子等父亲。门开了，父亲进来，哥哥跟在后面。

父亲夹了一筷子青椒，嚼了很久，说：“微甜解辣，咸甜適口，成了。”

姐姐端著碗，低下头，扒了一大口饭。哥哥坐下来，夹了一筷子，嚼了嚼，没说话。吃完又夹了一块。

窗外黑了，厨房的灯黄黄的。蛾子绕著灯泡飞，影子在墙上晃。那本菜谱合著，搁在灶台角上。

那口饭里，有她咽下去的所有东西。

后来哥哥又走了。怎么走的，跟父亲爭执什么，我不记得了。只记得有一天放学回来，他的床空著。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枕头搁在被子上。跟那年从乡下醒来时一模一样。

姐姐倒是一直在。她在这边读完了书，身体也彻底好了。后来嫁了人，日子平平淡淡。逢年过节回来，还是她掌勺。

我们姐弟感情深，大概就是从母亲住院那阵子，从她踩著板凳炒菜那阵子，一点一点攒下来的。

她一直都在。哥哥走了，她没走。我当兵走了，她也没走。她守著父母，守著她的老实丈夫，守著她的孩子，守著那个灶台。母亲年纪大了，记性不好，买菜常忘了找零，姐姐就不让她买了，自己下班绕路去菜市场，拎著大袋小袋回来。父亲腿脚不利索了，她扶著他下楼晒太阳，走几步就停下来等他。

她这辈子没离开过这个家。不是走不了，是不走。

那棵梨树，我们谁也没再见过它。

姐姐五岁那年，梨树种下，她走了。后来她回来探亲，和梨树一起长高。再后来我们全家进了城，那棵梨树就留在了老屋的院子里。听说后来买我们老屋的人把它砍了，当柴烧了。

但姐姐吃到过它的果子。有一年探亲正好赶上梨熟，母亲从树上摘下最后一两个，分给我们三人——母亲、姐姐、我。好甜。

种树的人没吃到。照看它的姐姐，等了那么多年，也只分到那一口。哥哥一口也没有吃到。

那一口甜，她记没记著，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这么多年过去，逢年过节她还是站在灶台前掌勺。青椒的香味飘过来，我就想起那个晚上——父亲说“成了”，姐姐低下头，扒了一大口饭。

那口饭里，有她咽下去的所有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