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问过。哥哥刚回来那天，母亲把饭菜端上桌，坐在他对面，看著他吃。哥哥闷头扒饭，筷子动得快，眼睛盯著碗。母亲说：“这几天去哪了？”哥哥不吭声。母亲又说：“你爸找了你几天。”哥哥还是不吭声，把碗一搁，起身回屋了。门关上的声音不大，但很乾脆。母亲坐在那里，看著那扇关上的门，坐了很久。碗里的饭凉了，她没再动筷子。

后来她还是问。每次哥哥回来，母亲都会问一句：“吃了没有？”哥哥有时候应一声，有时候不应。应的时候也就是一个字：“吃了。”或者“没吃。”多一个字都没有。母亲就起身去厨房，把热在锅里的饭菜端出来。哥哥吃完，碗筷一搁，又走了。

父亲也问过。他问的方式不一样。哥哥在屋里躺著，父亲走进去，站在床边，站一会儿。然后说：“工作的事，你自己有什么打算？”哥哥侧过身，面朝墙。父亲站了一会儿，转身出去了。下次还问。换一种问法。“你字练得怎么样了？”哥哥不说话，父亲就铺开纸，拿起笔，写一个字。写完，笔搁下，走了。纸上那个字，墨跡还没干。

他们不是不问。是哥哥根本不回答。他把所有的问话都挡在外面，像把母亲热好的饭菜晾在桌上一样。不是父母不关心他，是他不让这份关心落下来。不是父母不问他，是他不回答。不是父母不关心他，是他不让这份关心落下来。

后来母亲就不问了。不是不想问，是每次问完，哥哥那扇门关得更紧。她怕自己再问下去，他连饭都不回来吃了。所以她不问了。她把话都换成了別的东西——热在锅里的饭菜，叠得整整齐齐的被子，坐长途车送去学校的换季衣服。她没读过书，不会写字，不会讲道理。她只会做。她以为做多了，哥哥总有一天会看见。可哥哥不看。

父亲也不问了。他把话换成了字帖，换成了公文稿，换成了铺在桌上让哥哥比对的那些一笔一划。他也不会说。他们两口子，一个不会说，一个不会写，只会做。可哥哥最不想要的，就是別人为他做任何事。做了，他就欠了。他不要欠。

所以他们做了那么多，哥哥一件都没看见。不是看不见，是不敢看。看了，就欠了。看了，就要承认这个女人是他母亲，这个男人是他父亲。他还没准备好。

后来哥哥高中毕业了，没考上大学。

正好有个学校招生，学成之后包分配工作。父亲听说了，四处找人。他在卫生局管人事，认识的人多，可他从不求人。那一次他求了。一个一个电话打，一家一家门敲。母亲也跟著跑，提著家里攒的鸡蛋，去找那些能说上话的人。

可哥哥不见了。

没人知道他去了哪。父亲打电话，找不到人。母亲去他常去的地方找，找不到人。那几天父亲像老了十岁。他坐在客厅里，一根接一根抽菸。母亲进进出出，脚步越来越急。报名期限一天一天近了。父亲又去找人，求人家再宽限几天。期限最后那天，父亲在招生办门口站了一下午。人家下班了，灯灭了，门锁了。他站在那儿，看著那扇关上的门，站了很久。

哥哥回来了。就在报名截止之后第二天。

他不知道从哪个同学家玩够了，推门进来，脸上还带著笑。父亲坐在客厅里，茶几上搁著那包烟，菸灰缸满了。他抬头看了哥哥一眼，没骂。只是说：“招生结束了。”

哥哥愣了一下。然后说：“哦。”

就一个字。哦。

父亲说：“我找了很多人，求了很多人。名额给你留了，留到最后一天。你没回来。”

哥哥没说话。

父亲说：“那批人全分配了工作。你要是赶上，毕业就有单位。现在没了。”

哥哥还是没说话。他脸上那点笑还没完全褪下去，就那么僵在嘴角。不是愧疚，不是后悔。是无所谓。是真的无所谓。

父亲站了起来。

他不是要打他。他只是想走近一点，想看看这个儿子的眼睛，想从那双眼睛里找到一点什么——一点在乎，一点著急，一点“爸，我错了”的影子。可他什么也没找到。

然后父子间起了爭执。怎么起的，我记不清了。只记得动静很大，然后哥哥跑了。仓皇的。脚步声在楼道里越来越远，最后听不见了。

父亲没有报警。没有验伤。没有告诉任何人。

肩膀伤了。左肩。后来肩膀一直不利索，抬胳膊费劲，阴天隱隱地酸。他没去医院。自己是医生，知道没伤著骨头，是筋。筋伤了得养。內退以后，他自己锻炼，自己治疗，慢慢好了。

这件事，他从没跟任何人提过。不是藏著掖著。是他知道，只要从他嘴里说出来，不管以什么方式，哥哥这辈子就没法做人了。不是法律上没法做人，是在这个家里，在亲戚面前，在知道他名字的所有人面前，他永远是一个对父亲动过手的人。父亲不愿意。他寧可自己扛著，也不让儿子背上这个。

后来哥哥去了生母那边。怎么去的，我不记得了。只记得有一天放学回来，他的床空著。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枕头搁在被子上。跟那年从乡下醒来时一模一样。

我去问母亲。母亲在灶台前炒菜，没回头。她说：“去他妈妈那边了。”

我站在厨房门口，站了很久。母亲炒完一盘菜，盛出来，放在灶台上。然后转过身，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什么，我读不懂。她没说別的，只是把菜端到桌上，喊我吃饭。

从那以后，我一个人睡那张床。晚上躺下来，胳膊搭过去，那边空著。第二天早上醒来，那边还是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