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跟你说什么了？”
“她问我明天还来不来。我说来。”
家安没有说话。他从车斗里捏了一颗金枣，递给她。家寧接过去，放进嘴里，嚼著。金枣是先酸后甜，吃到最里面有一点点苦。她嚼到了酸，嚼到了甜，也嚼到了那一点点苦。
“哥。”
“嗯。”
“你觉得阿婆每天都来买一颗金枣，她吃到的味道，跟我们吃到的味道，一样吗？”
家安想了想，把车斗里被风吹歪的罈子扶正，又把坛口封著的芭蕉叶重新按了按。“不一样。她吃的金枣，比我们吃的苦。但她吃到了苦，还来买。她不是来买金枣的。”
“那她来买什么？”
“买路。她走不动了，来买一条能走的路。”
家安的话让家寧沉默了。他没有上过什么学，但他说的这些话，家寧在她的课本里从来没有读到过。课本里写的是公式，是定理，是標准答案，是“因为a等於b，b等於c，所以a等於c”。但家安说的是，“她走不动了，来买一条能走的路”。这话不在课本上，这话在路边的板车上，在金枣的酸和甜和苦里，在她握著老太太的手走过的那条青石板路上。
她把那颗青石榴放在板车的车斗里，放在罈子和罈子之间的缝隙里。青石榴青色的，硬邦邦的，在阳光下不反光，不发光，不亮，就那么安安静静地待在那里，像一个还没有长大的孩子。
家安看著那颗青石榴，没有问她为什么放在那里。他没有问，因为他知道，有些东西不需要问，就像那颗青石榴，它会一直在那里，直到它自己掉下来，或者被人拿走。但在这之前，它会一直待在车斗里，待在罈子和罈子之间，安安静静地待著。
一天下午，铺子里来了一封信。
信是寄到“泉州承天巷陈家铺子”的，信封上写著“陈阿圆收”。字跡歪歪扭扭的，像小孩子写的，但笔画很用力，像是写的时候把笔尖戳进了纸里。没有寄件人的地址和姓名，只有“永春”两个字，是用铅笔写的，淡淡的，写在信封的背面。
陈阿圆接过信，看了看信封上的字，没有认出是谁的笔跡。永春那边会写信的人不多，林清石每次打电话都是去镇上的邮电所，不会写信。苏阿梅不识字，不会写。家安和家寧在泉州，家兴在永春上学，但他不会写信——他才十一岁，会写的字不够写一封信。
她用剪刀剪开信封，抽出里面的信纸。信纸是一张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上面有横线，横线是绿色的，淡淡的。纸的左边有一道被撕破的痕跡，毛毛糙糙的，还有一些作业本上残留的钉书针孔。
信上只写了一行字：
“阿母，金枣收到了。好吃。家兴。”
陈阿圆看著这行字，看了很久。她把信纸翻过来，背面还有一行字：
“泉州冷不冷？多穿衣服。”
她把信封又翻了一遍，里面没有別的东西了。她把信纸铺在柜檯上，用手把摺痕抹平，又看了一遍那两行字。字写得歪歪扭扭的，大小不一，有的字大得像碗口，有的字小得像绿豆。“金枣”的“枣”字写错了，上面写成了“束”，下面写成了“木”，整个字看起来像一个长了腿的盒子。“好吃”的“好”字写反了，“女”写在右边，“子”写在左边，像一个站反了的人。
但这是他写的第一封信。
她把这封信折好，放进口袋里，拍了拍口袋。然后她走到柜檯后面，蹲下来，从陶罐里捏了一颗金枣，放进嘴里。金枣是先酸后甜，她嚼到了酸，没有嚼到甜。她又捏了一颗，这一次嚼到了甜，但那甜很短，一下子就过去了，剩下的是苦，是那种从舌尖慢慢往舌根蔓延的、不容易被发现的但確实存在的苦。
她把那两颗金枣的核吐在手心里，攥著，站了一会儿。
“家兴会写信了。”她对林清石说。林清石正在后面的小屋里修理一个裂了缝的罈子，他用桐油和石灰调了腻子，把腻子抹进裂缝里，用手指抹平。他听到这句话，手上的动作没有停，把腻子抹匀了，用湿布把边缘擦乾净，把罈子放在墙角晾著。
“他写的什么？”他问。
“他说金枣收到了。好吃。问泉州冷不冷，让多穿衣服。”
林清石蹲在墙角，看著那只刚补好的罈子。罈子是灰褐色的，裂缝从坛口一直延伸到坛肚，他补了很长一道，腻子的顏色比罈子浅，像一条白色的疤痕。他伸出手，摸了摸那道疤痕，腻子还没有干，手指按上去留下一个浅浅的指印。
“他怎么知道寄到这里？地址是谁写的？”他问。
陈阿圆想了想。家兴才十一岁，他应该不知道泉州承天巷的地址，他应该不知道信要怎么写、信封要怎么填、邮票要怎么贴、信要丟进哪个邮筒。
“可能是阿母帮他寄的。地址是阿母念的，他写的。邮票是阿母买的。”
陈阿圆又想起了家兴——他蹲在灶台前，趴在灶台上，在一张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上写字。他不知道“枣”怎么写，问了苏阿梅，苏阿梅也不知道——“枣”字她认识，但不会写。他就自己造了一个，上面写成“束”，下面写成“木”。他不知道“暖”怎么写，就写成了“不冷”，“多穿衣服”写成“多穿衣”。他把信纸折好，塞进信封里，用舌头舔了舔信封的封口，封口上有胶，他舔的时候舌头被黏住了，扯了一下才扯开。他把信封舔好了，用手按了按，確认封紧了，然后拿著信封跑到镇上，塞进邮电所门口那个绿色的邮筒里。邮筒的投信口很高，他踮起脚尖才够到，把信塞进去的时候，信封卡了一下，他用手指捅了捅，信封掉进去了，掉到邮筒的肚子里，发出轻轻的一声响——咚。
那声响，在永春的邮电所门口，在绿色的邮筒里，在他十一岁的耳朵里，是他这辈子听到过的最好听的声音。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陈家铺子门前多了一样东西——一块小黑板。
黑板是林清石从巷口收破烂的老陈那里花五毛钱买来的。黑板不大，只有两块砖头並排那么宽，边框的漆已经掉了，露出下面灰白色的木头，黑板面被粉笔磨出一道一道的白印子，像老人脸上的皱纹。他用湿布把黑板擦乾净，用粉笔在上面写了一行字：
“今日金枣新到”
“今日”的“今”字他写成了“令”，点写成了横，看起来像“令日”。“新到”的“到”字写得太大了，挤出了黑板边框，“到”字的最后一笔“提”写到了黑板外面，写在木框上了。他看了看，觉得不好看，用湿布擦了，重新写。第二遍“今”字写对了，“日”字写歪了，像一轮快要落山的太阳。他擦了又写，写了又擦，反反覆覆写了十几遍，一块粉笔写完了，黑板上全是擦不乾净的白色痕跡。
“行了。”陈阿圆走过来，站在黑板前面看了看。字还是歪的，“金枣”的“金”字写成了“全”，少了一横；“枣”字写成了“束”，多了一个“口”。但她把它们认出来了。她认得它们，因为它们是林清石写的。林清石写这些字的时候，蹲在铺子门口，粉笔夹在手指间，手在发抖，额头上全是汗，嘴唇抿得紧紧的，像在完成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这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把“今日金枣新到”六个字写在一块五毛钱买来的破黑板上。
她把黑板掛在铺子门口的墙上，掛在那根扁担的下面。扁担是黑色的，黑板是黑色的，黑色叠著黑色，像夜晚叠著夜晚。
第一个看到这块黑板的是一个送报的邮递员，他骑著绿色的自行车从巷口进来，后座上绑著两个鼓鼓囊囊的绿色帆布袋。他看见黑板上的字，停下来，看了一眼，念了出来：“今日金枣新到——『新』字写错了，『到』字也写错了。”他看了一眼林清石，又看了一眼陈阿圆，笑了笑，骑上自行车走了。
林清石站在那里，手里还握著那截写完了的粉笔头。粉笔头很小，只有指甲盖那么大，他把粉笔头握在手心里，攥著，手指在发抖。
“清石。”陈阿圆喊了一声。
林清石没有回头。
“字好不好看不重要。人家看得懂就行了。”
林清石把手里的粉笔头塞进裤兜里，转过身，走回了铺子。他走到柜檯后面，从陶罐里捏了一颗金枣，放进嘴里，嚼著。金枣是先酸后甜。他嚼到了酸，没有嚼到甜。他又捏了一颗，这一次嚼到了甜，那甜很淡，很轻，很短，像一颗流星划过夜空，一闪就没了。
他把金枣的核吐在手心里，攥著，站在柜檯后面，低著头。
陈阿圆走过来，站在他面前。她没有说话，伸出手，把他的手从柜檯上拿起来，掰开他的手指，把那颗金枣的核从手心里拿出来，扔进垃圾桶里。然后她握著他的手，握了多久？不知道。她的手心贴著他的手背，她的手是黄的，他的手是黑的，黄和黑叠在一起，像墨汁滴在宣纸上，慢慢地洇开，分不清哪里是手背哪里是手心。
“清石。”
“嗯。”
“字写错了可以擦掉重写。日子过错了不能重来，但可以过下去。”
林清石抬起头，看著陈阿圆。她又说了一句他听不懂的话，但他不需要听懂。他只需要知道她在那里，她在他面前，她的手握著他的手，她的手是热的，她的手心贴著他的手背，温度从她的手传到他的手，从他的手传到他的手臂，从手臂传到心臟。
那颗金枣的甜，终於从舌尖蔓延到了喉咙。他咽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