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干部如此激动是有著深层次原因的。

早期柏林这个城市很复杂。

柏林整体在东德境內，一道柏林围墙把这座城市分成了东西柏林。

西柏林属於西德，是资本主义阵营；东柏林是东德首都，属於社会主义阵营。

因为电影节是在东德境內的西柏林举行，严格来说应叫西柏林电影节。

79年哈德尔成为电影节主席后，很想消除双方的对立情绪，让电影节成为东西方电影沟通交流的平台。

80年的某天，哈德尔偶遇华影进出口工作人员余玉希。

哈德尔主动提出，明年希望能看到华国电影参赛。並授予余玉希中方选片人的特权。

於是在1981年第31届柏林电影节中，第一次有了我国的电影长片。

这部影片叫《燕归来》。

《燕归来》的水准也就那样，它更多代表的是一种信號，无奖而归很正常。

1982年第32届，这次我国选送了两部影片，一部电影长片《乡情》，一部动画短片《三个和尚》。

《乡情》再次空手而归，《三个和尚》得了个短片银熊的安慰奖。

1983年第33届，《陌生的朋友》获得电影节特別奖，比《三个和尚》含金量还低的安慰奖。

不过这一届也有突破之处，我国老艺术家黄宗江被邀担任电影节评委。

这里固有哈德尔示好的意思，以黄老的艺术成就，也確实担得起这种荣誉。

这是亚洲人第一次担当评委，意义重大。

柏林电影节每年2月份举行，楚宇受邀参加的是1984年的第34届。

好吧，说了半天，才说到老干部激动的原因。

往常按惯例，国內推送的参赛影片，都是余玉希和內地相关领导一起挑片。

不可能把邀请函发到导演本人手里。

这就意味著楚宇收到的是特別邀请，是影片靠硬实力征服了组委会，並不在哈德尔对我国的优惠待遇之內！

得到確认之后，老干部难得地失態一次，搂著楚宇胡乱跳起舞步，跳得地中海围栏那几缕长发都放肆飞舞。

三大电影节中，柏林是对新人最为友好的一个。

经常有不知名导演，凭藉作品之优秀被邀参赛。

同时柏林选片也比较倾向现实议题尖锐度、人性的衝突等方面。

《阿嬤》也完美符合选材標准。

楚宇也比较激动，在他之前我国还没有导演获此殊荣。

比他激动的大有人在。

十分钟之后新华社香江分社打来电话，让他们带著邀请函去社里一趟。

连寒暄都没有，主管文艺的副社长李菊生一伸手，“邀请函呢，给我看看。”

领导不是不认可楚宇的人品，是不认可他的外语水平。

要知道对於我国文化领域来说，这可是一件大事！

很快精通多门外语的李菊生確认了邀请函的真实性。

这还不算，李菊生还特意留存了两张邀请函的复印件。

不一会儿，电话响起，李菊生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一把抓起话筒，“喂，嗯嗯，是的，好好，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