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九，谢家村。

鞭炮的红屑被风吹得满院子跑，奶奶拿著扫帚追著扫了一上午，嘴里的嘮叨从“这风真不正经”变成了“这年总算过完了”。

村里返乡过年的车子基本上没有了，村里前几天还停得满满当当的空地，今天只剩几辆本地牌照的麵包车。

那些外地车牌的车，这几天豆陆陆续续的走了。

年轻人总是这样，来的时候大包小包，走的时候也是大包小包。

只不过来的包里装的是给老人孩子的礼物，走的包里装的是腊肉、咸菜和父母塞进去的土鸡蛋。

谢临渊站在院门口，看著村道上最后几辆外地牌照的轿车驶过。

车窗摇下来，露出几张年轻的面孔，有人朝他挥了挥手，喊了一声“谢院士再见”，他笑著回应，挥了挥手。

车子拐过村口的弯道，消失在灰濛濛的天际线下。

整个村子安静了下来。

不仅是谢家村，整个豫南平原，无数个像淮县一样的县城都安静了下来。

这种冷清是每年春节后都会上演的固定剧目，热闹是短暂的，离別是漫长的。

年轻人像候鸟一样飞出去，留下老人和孩子守著空荡荡的房子和望不到头的庄稼地。

谢临渊站在院门口，看著那条从县里一路修到家门口的双向四车道柏油路。

路修得很宽很平，路灯杆整齐地排列著，每隔十米就有一盏。

这条路是县里为了迎接他这个院士修的，是面子，是政绩，是对一个“功成名就者”的返乡礼遇。

但路修好了，人还是走了。

他想起腊月二十二那天，在从信市东站回淮县的高速上，市委书记跟他说的那些话——高铁站会经过淮县，会给淮县设一个站点。

他还想起自己对市委书记说的那些话——“如果能结合淮县的农业基础和劳动力优势，规划一些配套的產业园区，承接发达地区的產业转移，老百姓就不用背井离乡去外地打工了。”

那些话是说给市委书记听的，也是说给自己听的。

现在他站在院门口，看著那些驶离的车尾灯，忽然觉得那些话说得有些轻巧了。

產业园区，项目落地，招商引资，人才回流，这些词说起来容易，真正做起来，每一个都是千头万绪、千难万险的硬骨头。

“临渊，外头冷，进屋吧。”奶奶的声音从堂屋里传来。

“来了。”谢临渊应了一声，转身往回走。

走了两步，他又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那条空荡荡的柏油路。

他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但他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但总要做点什么，为了这些每年正月拖著行李箱离开家乡的人，为了那些留在村里眼巴巴盼著父母回来的孩子，为了那些头髮花白了还要下地干活的老人。

路修好了，高铁站也要建了。

但路修的再宽、高铁跑的再快，也只是方便了他们离开。

这个念头在他脑子里转了很久，但此刻他没有深入去想。

时机未到，想太多无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