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站楼的灯日夜不熄。

方志远拉著一个登机箱站在自助值机柜檯前。

他买的是六点十分飞深圳的航班。从深圳转香港。从香港出境。

目的地他没想好。

先出去再说。

身份证放进识別区。

屏幕上跳出一行红字。

“尊敬的旅客，您的值机请求暂时无法处理，请前往人工柜檯諮询。”

方志远的手指缩了一下。

他走到人工柜檯。

柜檯后面的工作人员扫了他的证件之后，表情变了一下。

“先生，请您稍等。”

工作人员拿起了內线电话。

方志远站在柜檯前。

登机箱的拉杆握在右手里。

手心是湿的。

三分钟后。

两个穿便衣的人从航站楼侧门走过来。

步子不快。

胸口別著一个很小的工作证。

走到方志远面前。

其中一个开口了。

“方志远同志？”

方志远的登机箱拉杆从手里滑脱了。

箱子倒在地上。轮子朝天转了两圈。

“我们是省纪委监委第五审查调查室的。有些情况需要你配合了解。”

“请跟我们走一趟。”

方志远张了张嘴。

没有发出声音。

他回头看了一眼候机大厅的落地窗。

窗外的跑道上，一架飞机正在加速滑行。

机翼上的航行灯一闪一闪。

红色和绿色交替。

飞机离地了。

方志远没能上去。

——

同一时间。

省城长江路。丁维昌的住处。

独栋。四百平方米。

院子里有两棵银杏树。叶子早掉光了。

凌晨六点。天刚有一点灰白色。

丁维昌穿著灰色的羊绒睡袍站在二楼书房里。

他一夜没睡。

方志远的电话没接。

不是不想接。

是不能接。

在任的副省级干部，凌晨时分接退休官员的座机电话——如果事后被调取了通话记录——就是一条串联的线索。

丁维昌做了一辈子决策。

他知道什么时候该接电话。

什么时候该装聋。

书房的窗户对著院子。银杏树的枝干在晨光里像乾裂的血管。

他走到书柜前。最上面一层放著一排奖盃和合影。

有一张合影是二十年前的。

省委大院前。一群人西装革履。

他站在c位。

右边是方志远。

左边是卢国华。

后面第二排有一个年轻人。

那个年轻人后来当了省委办公厅副秘书长。叫秦远征。

照片里所有人都在笑。

丁维昌把那张照片取下来。

翻过来。

背面有人用铅笔写了一行字。日期是2003年。

“沿江地块动工仪式”。

沿江地块。

五百一十七亩。

零地价。

二十年了。

丁维昌把照片放回原位。

然后他听到了一个声音。

门铃。

清晨六点零五分的门铃。

他没动。

门铃又响了。

保姆的声音从楼下传上来。

“老爷子，门口……门口有几个人。”

保姆的声音在发抖。

丁维昌走到窗前。往院子门口看了一眼。

门外停了三辆车。

黑色大眾。

桑塔纳。

车身很旧。漆面有划痕。

跟两个月前来住建厅查巡视组的那批车一模一样。

丁维昌站在窗前。

他六十七岁了。

腰板还是很直。

沉香佛珠还掛在手腕上。

十五颗。

他攥了一下佛珠。

然后鬆开了。

转身下楼。

自己开了门。

门外站著四个人。

领头的一个三十多岁。方脸。穿深蓝色夹克。胸口的工作证很小。

但证件上方印著的机构名称，丁维昌认识。

不是省纪委。

六个字。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丁维昌同志。”

领头的人说话的时候，呼出的白气在清晨的冷空气里散开。

“我们奉命对你进行谈话。”

他递出一份文书。

文书上盖著的那枚公章的尺寸、字体、编號——

丁维昌不用细看。

他认识。

所有人都认识。

因为这枚公章只出现在一种文书上。

他退后一步。让出了门。

“进来吧。”

声音平静。

但攥著佛珠的那只手，骨节发白了。

——

上午八点。

省住建厅。负二层。

江默坐在办公桌前。

面前摊著2009年第四箱案卷的第二十三份文件。

他翻开封面。

红光。

手边的保温杯加了新的开水。

热的。

他喝了一口。

然后继续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