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子瓜子没了之后，杨秀兰閒了一阵。摊还出，货还卖，但量下来了。张德本又蹲回了振兴桥头。每天出门前，他望一眼墙上那顶破草帽，没摘，推车走了。

杨秀兰没有再去求人。张建贵那句“能借十吊钱，不把手艺传”，她一直记著。她知道了，在生意场上，靠山山倒，靠水水流。要想站稳，得自己走出去。

她决定自己去临沂进货。

天还没亮她就出了门。从马头到郯城，骑自行车，再存车坐客车。她不识字，但她的眼睛很毒。她记路，记招牌，记红绿灯，记路边的標记。十字路口有个朝牌铺，门口掛著红灯笼。批发市场在一条斜街的尽头，街口有棵歪脖子槐树。下次来，她还要找到这条街。

她在批发市场转了整整一天。她把每一家的报价都记在心里，没有纸，没有笔。瓜子、花生、兰花豆、蚕豆、糖果——她在每一家的货摊前都站过，攥过样品，磕开看过，翻过掌心验过空壳。她没上过学，可心里装著一本帐，比算盘还清。

傍晚，她坐最晚一班客车回郯城，再骑车回马头。到家已经是后半夜了。春生听见自行车响，爬起来给她开门。她把样品一包一包摊在灯下，把价格一个一个报给张德本。张德本没有说话。他把烟掐了，帮她把货搬到屋里。

从那以后，她每周跑一趟临沂。她在市场上和批发商討价还价，一釐一毫地往下压。她不是那种扯著嗓子喊的人，她只是把价格咬得很死，不鬆口。批发商说，恁这大姐，太难缠了。杨秀兰笑笑，没接话。她没有告诉他，她不是难缠，她是被人骗过一千六百块钱。

同样的货，她的价总比別人低一分，来拉货的车，却排得更长。张德本不再去桥头蹲活了。他把那辆旧凤凰重新擦了一遍，车链子上好油，一天三趟往临沂跑。夫妻俩一个守摊，一个跑货，孩子放了学在摊位后面写作业。

春生后来的道路感，不是在京城学的，是在临沂批发市场练出来的。他能在十几条一模一样的巷子里记住每一家店铺的位置、每一家的价格、每一家老板的脾气。这个本事，是跟著母亲走出来的。很多年后，他在中关村开餐厅，供货商跟他报价，他听完只说了一句，您再说一遍。对方又说了一遍，他说，可以了。

杨秀兰在库房里盘货，一包一包数过去，数目都对得上。她把门关上，在昏暗的灯光底下把那些钱捋平、码齐，用橡皮筋扎好。她数完之后坐了很久，然后站起来，把钱锁进床底的旧木箱里。

那是她来石巷子之后，第一次觉得脚踩在了实地上。不是台阶，不是借来的地方，是自己的地。她的腿上还有当年在南门口磨出的水泡留下的疤，那些疤没有消退，在煤油灯下泛著淡淡的、蜡黄色的光。她后来走了很远，比南门口最南头远得多。每一条路，都是这两条腿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