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是如此，胡翊今日才能敞开天窗说亮话，道出了他设计出的这些制度中的重大缺陷部分。

这也就是洪武三年，还吃了治甲亢药的朱元璋在此。

要是换了十年后的朱元璋，连马皇后都不一定能够治住，胡翊敢说这些话，怕是跟李文忠一个下场。

已经丟官罢职，被圈禁回长公主府了。

但四十岁出头的朱元璋，显然还没有后来的那般偏执，他又正是壮年，治国理政的东西现在也还在学习之中。

女婿所说的这些东西，同样也在给他敲响警钟。

只是，叫他改如今的户籍制度，朱元璋心中却不会动摇。

他直接跳过了这一点，挥手示意女婿继续往下说。

胡翊这便开始提起了第二点——“减负”！

“接下来就是第二部分，减负了。”

胡翊开口说起道：“现在大明的税难收，新提拔上来的官员们，一听说要分去户部，一个个將头摇的跟拨浪鼓一样。

税难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人头税难收，这主要集中在贫民百姓们身上。

北方的人头税大致在三钱—五钱银子之间，南方的人头税在五钱银子—一两三钱、一两四钱之间。

百姓们生育的子嗣多，一户人家大都有好几个子女，甚至还有许多一户七八个孩子以上的。

朝廷从年满16岁的男丁身上收人头税，家中一旦多几个男丁，再加上当家的男主人，那便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哪怕就按一人五钱银子算，家中每年要交好几两银子，便逼得百姓们入不敷出。

丰年的时候，自家有土地的，交了丁税、田赋还能剩下一些粮食，但家中有那么多人，註定是养不活，都有极大的可能卖儿卖女。

到了灾年倘若粮食欠收，极有可能这一年打来的粮食只够交丁税，甚至还不够。

家中无粮，百姓们只得去借高利贷，越借越还不上，就是这个道理。

小婿听陶安回来说过，他在江西发现大量逃户，居住在深山老林里。

原因便在於家中生的男丁太多，根本不敢回家，一旦交起了丁税，那就是家破人亡，卖儿卖女都不够抵税的。

这些男丁们或在母亲的带领下，或在稍大一些的兄长们带领下进山，无法被计入黄册之中，最终在山林里面做了野人，就连回家与父母相见都得偷偷摸摸的，一旦被抓住，这家人便如同天塌了一般，顷刻间就要被官府缉拿。

陶安说，他这一路賑灾，见识了不少这样的野孩子”，当地官府也陷入两难。

这人头税是催呢？还是不催？

不催，税款交不上，他们的脑袋不保。

催了，那些野孩子”的父母全家，要么当逃户，要么只能活活等死，这又是丧尽天良之事。

就是这样，底层的百姓们还连个病都不能生，生了病也只能硬抗，因为根本没有钱医治，请问岳丈知道这些吗？”

听到这些话，朱元璋的心，狠狠地“揪”了一下。

他如何能不知道这些？

当初他们老朱家，不就是这样过来的吗？

为啥爹娘上吊死了？

家中兄弟姐妹饿死，最后多到连祖坟都埋不下？

不就是因为这些吗？

再一联想到之前胡翊所指出的，將百姓捆绑在土地上，如果再强行规定他们只能种植某种作物————朱元璋猛然发现，这样下去，百姓们的处境只会比现在更糟。

胡翊说的这些明明是事实，但朱元璋却想不出好的解法来。

要说起来，归根结底还是古代没有避孕措施，怀孕了就只能生下来。

夜里大都要宵禁，又没有任何娱乐措施。

大家白天下地，晚上早早的回到家中，除了在被窝里生孩子以外，又没有其他的事情可干。

所以，一家一户五六个孩子一点也不稀奇，甚至生出十几个的也有。

一旦多生出几个男丁出来，这將来就都是人头税，哪怕孩子再小，也要打发出去。

不然咋办？

就等著家破人亡吗？

朱元璋此时想到这些问题，他自己也是沉吟了许久，而后两难著说起道：“咱自己也想过废除人头税，其实早在大明还未开国之前，就想过这法子。

但实施起来其实很困难。”

他就看著这个女婿，因为人头税是整个国库收入的大头，一旦废除，朝廷顷刻间就无法运转。

朱元璋也知道，女婿能够跟自己提出这些点，也许心中已经想好了解法。

他便开口问胡翊道：“此事你可有解法？”

他当即是正色道：“你若能替咱解这个困局，咱一定重重赏赐於你。”

胡翊笑了。

赏赐啥的就算了吧，他只是想与民做一些好事，爭一些利益，改善他们的生存环境罢了。

底层百姓如此艰难且用力的活著，这真的很难。

再要是碰上改朝换代的战乱年间，就更惨了。

胡翊不由是回忆起来去定西之时，走潼关路过，看到那千里无鸡鸣，白骨哀哀的场面.————

当时的那些衝击，至今都对他產生了极大的影响。

至於人头税的解决之道嘛，后世清朝吸取明朝的教训，所以雍正搞出了摊丁入亩法。

就能很好的改善底层百姓的处境。

谁有钱，就收谁的税。

將人头税直接摊到地里去，给底层百姓减负，改为豪绅们承担。

胡翊当即便向朱元璋提出了这摊丁入亩之法。

听到这个新鲜词，朱元璋和朱標俱都是一愣。

“姐夫，到底何为摊丁入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