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日，清晨。

紧闭了整整七日的皇宫正门，在寅时三刻，缓缓洞开。

一队队盔明甲亮、神情肃杀的御前侍卫和锦衣卫力士，鱼贯而出，迅速沿御道两侧布防，一直延伸到皇极殿前的广场。森严，寂静，带著一股不容置疑的铁血意味。

旋即，数道旨意，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度，从宫中发出，通传各部，明发天下。

第一道，是皇帝“病榻”上手书，交司礼监明发的“罪己詔”。

詔书並未迴避太子之事，言辞沉痛。

皇帝自称“朕德不修，御下无方，致东宫失教，属员为非，父子离心，酿成惨变。太子性情刚烈，朕教诲过切，竟致其……朕心痛如绞，悔愧无地。此皆朕之过也，上干天和，下负臣民，朕甚愧之。”

詔书中，皇帝將太子之死，定性为“父子齟齬”、“性情刚烈”、“朕教诲过切”导致的悲剧，並將主要责任揽到自己“教子无方”、“心急过切”上。

同时，詔书明確公布了太子“已於七日前，於东宫书房，因忧惧悔愧，急病突发，薨逝”的消息。

並未提撞柱，更未提服毒，只说是“急病突发”。

这是第一步，承认太子死亡的事实，但改写了原因，並展现“慈父”的悲痛与自责。

第二道旨意，是厚葬太子。

追封太子为“怀愍太子”，以最高规格的礼仪治丧，命礼部、宗人府、內廷即刻操办，並宣布輟朝七日，天下禁宴乐、嫁娶一月，以示哀悼。

皇帝甚至在詔书中表示，因悲痛过度，龙体难支，太子丧仪，將由靖王代为主持。

以最高的哀荣，来安抚舆论，展示皇家对太子的“父子情深”，对冲“逼死”的指控。

让靖王主持，既给了靖王名分和亮相的机会，又是一种无形的考察和平衡。

第三道旨意，是针对愈演愈烈的“谣言”。

詔令严厉斥责“有无耻小人，捏造妖言，誹谤君父，离间天家，动摇国本”，称其“罪同谋逆”。

著刑部、大理寺、都察院、靖安司，四司联手，严查不贷。

但这一次，更明確了打击对象。

“前逆臣李惟中（李阁老）、庶人萧昭瑾（二皇子）之余党，怀恨在心，伺机作乱，散布流言，欲乱我江山”。

將谣言的黑锅，彻底扣在了已经倒台、无法辩驳的李阁老和二皇子残党身上。

詔书公布了一批刚刚“查实”的“造谣主犯”，皆是李、二党羽中的中下层官员或关联商人，宣布即日押赴市曹，凌迟处死，族诛。

用最残酷的刑罚，来震慑宵小，並將舆论的矛头，导向已成的“反派”，完成切割。

第四道旨意，是关於已故皇后及辽国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