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今年已经六十二岁的老外交官穿著一身花哨的高尔夫球衫，头戴白色棒球帽，挺著微微发福的肚子，正挥桿准备击球。球桿举到一半，秘书急匆匆地跑过来，说华盛顿来电话了，是国务卿腊斯克亲自打来的。

特阿普放下球桿，接过电话，听完腊斯克的来意，沉默了十几秒。然后他深吸一口气，对著电话那头说了一句让腊斯克哭笑不得的话：“腊斯克，你是不是觉得我这把老骨头还不够折腾？我都退休两年了，正琢磨著写回忆录呢。”

腊斯克在电话那头苦笑：“特阿普，我知道你退休了，但这件事，確实非你不可。別人去，钟铭未必肯见，见了也未必肯谈。你跟他是老相识，他多少会给几分面子。”

特阿普哼了一声：“面子？那小子什么时候给过我面子？当年我在南汉当大使，他请我吃饭，结果上的是最便宜的啤酒，连瓶好酒都捨不得开。我走的时候，他倒是送了我一幅字，写著『友谊长存』，结果后来我才知道，那字是他自己写的，连个章都没盖。”

腊斯克忍著笑：“不管怎么说，你跟他的交情在那儿。这次去，不是求他们，是谈判。我们有我们的底线，他们有他们的诉求。大家坐下来谈，总比在战场上见强。”

特阿普沉默了片刻，嘆了口气：“行吧，我去。不过有一条，谈判地点必须在南汉，不在別处。我要去京州，要去夏宫，当面跟那小子谈。电话里说不清楚，派別人去也说不清楚。”

“没问题。”

“还有，”特阿普的声音变得认真起来，“我需要全权授权。谈判桌上的事，我能当场拍板，不需要回来请示。否则，一来一回，还能谈成什么事情。”

腊斯克犹豫了一下，然后说：“这个，我需要请示大统领。”

“请示吧。有了结果再通知我。”

特阿普掛了电话，站在草坪上，望著远处佛罗里达湛蓝的天空，沉默了很久。然后他低头看了看手里的球桿，把球桿往球童手里一塞，转身往別墅走去。

“先生，您不打了吗？”球童在后面喊。

“不打了。”特阿普头也不回，“有正事。”

特阿普抵达京州的那天，是1967年2月初。京州的天气依旧热得不像话，阳光毒辣辣地晒在机场跑道上，热浪蒸腾，远处的建筑物都在空气里扭曲。

他走下专机舷梯的那一刻，一眼就看到了站在停机坪上的许大茂。

许大茂穿著一身深灰色衬衫，头髮梳得一丝不苟，那张马脸上掛著標准的“许氏微笑”——客气，但不亲近。他身后站著几个外交部的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