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军议，就像其他地方行省的军议，朝廷的朝议，內阁的阁议一样，归根结底就是一个钱字。

军议到了后半程，周衍才彻底看出来，这场军议根本就是杨国柱和陈新甲做的一场戏，演给羊奇洛看。

周衍不尊重甚至得罪羊奇洛，一部分是做样子给杨嗣昌看，一部分是出於孙传庭在京的政治考量，既然崇禎要用他和孙传庭做制衡宣府军政集团的钉子，他们叔侄二人就不能左右逢源，就只能做忠於皇帝的臣子。

从表面看，羊奇洛是皇帝派的监军，跟他亲近就是跟皇帝亲近，但他的另一层不容忽视的身份，那就是... ...阉党。

魏忠贤死了，但並不代表阉党也死了，以王承恩为首的阉党，虽然远不如魏忠贤时期的势力，但仍不容小覷，甚至更加可恨，

因为他们除了不干正事，什么事都干。

崇禎吊死煤山，落得个君王死社稷，王承恩跟著死了，也落得个忠僕的名声。

殉国当真是一等一的死法，因为什么罪过都能隨著一死而一笔勾销。

且不说王承恩带兵每逢大战必消失，战后报功前三必有他的名字，单说他的乾儿子干孙子鱼肉百姓，弹劾地方將帅，他能不知道？

许多事，史书没写，不代表没有发生，通过蛛丝马跡联想之后，根本不敢深究，不能细想。

崇禎三年，孙承宗在辽东克复数城，收复数百里，要收復建昌营並重建，上书请六十万两，崇禎不批，后要建大小凌河城，採用一步一稳得策略不断压缩后金的生存空间。

但他先遭到了阎鸣泰和张凤翼的拒绝，后又跟辽东巡抚丘嘉禾不和，以至於辽东各府、道，都不支持孙承宗修建大小凌河城，不起建昌营，不立关寧军，

从崇禎三年初一直扯皮到了崇禎四年，大小凌河城没建成，建昌营没了影，关寧军还是老底子，后面的事情也就广为人知了。

大凌河惨败，收復的地和城尽失，祖大寿诈降逃跑，孙承宗请辞归乡。

两任辽东巡抚、两任兵部尚书与之不和、所有州、府、道的官员都不支持孙承宗。

除了孙承宗的策略需要大量银钱，足以拖垮財政，让那些人没地方贪污之外，还有一点就是监军太监从中作梗。

哪个太监姓吕，叫吕之行，是王承恩的乾儿子。

区区一个吕之行，哪里来的那么大能量，能够支使这么多人跟孙承宗作对，特別是兵部尚书这种级別的高官，其背后就是王承恩，

而王承恩背后的人，则是崇禎。

至於崇禎为什么要默许他们这么做，其最大的原因就是，孙承宗的一步一稳战略，虽然很好，建奴无计可施，就得只能被困在建州，渐渐消亡。

问题是，朝廷没有钱支撑孙承宗的战略，

但这种话，崇禎皇帝又不能明说，怎么说他也是个要脸的人。

於是，就有了王承恩，有了吕之行，最终导致了一系列后果。

阉党很好用，这些没有裙带关係，没有家族势力的阉人，最能狗仗人势，最適合去做坏事，承担责任和骂名，

但他们只能是皇帝的狗，不能与任何人结交。

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