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倒。”

田国富没动，把公文包打开，从里面抽出厚厚一摞材料放在桌上。

材料是列印的，封面贴著標籤，上面写著“全省纪检监察工作情况匯报”几个字。

他没有翻开，而是用手掌在材料上按了按，像是在確认它们不会散开。

“林书记，今年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七千八百三十二件，处分七千一百零九人，移送司法机关三百一十六人。

挽回经济损失四亿两千万元。这些数字，比去年都有所上升。

不是问题多了，是力度大了。

存量在减少，增量在遏制，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林惟民听著，没有打断。

他伸手拿起桌上那摞材料，翻开第一页，目光落在那些数字上。

七千八百三十二。

七千一百零九。

三百一十六。

四亿两千万。

这些数字不是冷冰冰的，每一个背后都有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故事。

他看了几秒，把材料摊在桌上。

“有什么典型案件？”

田国富翻开自己的笔记本，找到折角的那一页。

“有一个，是某县的副县长，姓刘。

他在任期间，利用分管城建和国土的职务便利，为开发商在项目审批、土地出让、规划调整等方面提供帮助，收受財物折合人民幣一千二百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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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案子，有几个特点。”

他停了一下，像是在组织语言。

“第一，他收钱的方式很隱蔽。

不直接收现金，而是通过他妻子开的一家諮询公司，以『諮询服务费』的名义收钱。

这家公司没有办公场地，没有员工，没有业务，就是一个壳。第二，他做事很谨慎。

从不直接跟开发商见面，所有的事情都通过中间人传话。

第三，他的反侦察意识很强。

每次收钱之后，都会把相关记录销毁，连手机通话记录都定期清理。”

林惟民听著，手指在桌沿上轻轻敲了一下。

“那怎么查出来的？”

田国富说。

“从一笔异常的银行流水查起的。

他妻子的公司帐户，有一笔三百二十万的转帐，对方是一家房地產公司。

我们顺著这笔钱往上追，发现这家房地產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就是刘副县长审批过的某个项目的开发商。

再往下追，发现这家諮询公司的註册地址，是一个虚擬掛靠的地址，根本没有实体。

然后我们调取了刘副县长的通讯记录，发现他和这个开发商在审批前后有过多次通话，每次都不长，但频率很高。”

林惟民点了点头。

“他认了吗？”

田国富说。

“刚开始不认。

留置之后，沉默了三天，一句话不说。

后来我们把他妻子涉案的证据摆在他面前，他才开口。

交代的过程很配合，该说的都说了，不该说的也没乱说。

最后在悔过书里写了一句话：『我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没想到还是被查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