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的第一个星期一，省城下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雪。

雪是从凌晨开始下的，细细密密的，像筛子筛过的麵粉，均匀地铺在省委大院的每一个角落。

那棵银杏的枝干上积了薄薄一层，光禿禿的枝椏被雪压得微微往下弯，但並没有折断，韧劲还在。

林惟民到办公室的时候比平时早了將近一个小时，走廊里的灯还没来得及全部打开，只有间隔几米一盏的壁灯亮著，昏黄的光照在地板上，把那些刚刚拖过的水渍映出一片模糊的亮。

他推开门进去，没有像往常一样先开灯，而是站在门口借著走廊里透进来的那点光，把这间屋子看了一遍。

办公桌还是那张办公桌，深褐色的漆面在微光里泛著幽幽的光。

椅子还是那把椅子，靠背上的皮已经磨得发白了，坐垫也塌下去了一块，但坐上去还是舒服，那种被身体压出来的形状刚好贴合他的腰。

书柜里的书还是那些书，有些翻得卷了边，有些连封套都没拆开，整齐地排列著，像一列列沉默的士兵。

窗台上那盆绿萝的藤蔓从花盆边缘垂下来，几乎要碰到地板了，叶片密密匝匝的，在窗外透进来的雪光里泛著油亮亮的绿。

他每天早上浇一点水，偶尔想起来的时候跟它说几句话。

四年多过去了，它从蔫巴巴的几片叶子长成了满满一盆，藤蔓四处攀爬，像是要把整扇窗户都占领。

他开了灯在办公桌前坐下来，拉开了最下面那个抽屉。

抽屉里塞得满满当当的，东西摞著东西，文件压著文件，有些纸页已经泛黄了，边角捲起来，带著岁月浸润过的痕跡。

他一件一件往外拿，在桌上摊开像是一个考古学家在清理一个尘封已久的遗址。

最先拿出来的是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上没有写字，但摸上去鼓鼓囊囊的，里面装著什么东西。

他拆开封口，把里面的东西倒出来，是张老太太给的那几个红布包，一个摞著一个，用橡皮筋箍著。

他解开橡皮筋，把红布包一个一个打开，里面的麦子已经不像当初那么金黄了，顏色变深了，有些麦粒的表面甚至出现了细小的裂纹，但用手轻轻一捻，还是硬的还有生命力。

他记得第一次去看张老太太的时候，她坐在门槛上剥豆子，豆荚在她手里翻来翻去，指甲一掐，豆壳裂开豆粒滚进盆里。

那时候他还不知道她叫什么，只是蹲下来跟她聊了几句，聊化肥涨价，聊粮价太低，聊种地不挣钱。

她抬起头看了他一眼说，同志，你是省里来的吧？

他说是。

她说省里的人来了好，来了就能看见我们老百姓的日子。

第二个拿出来的是陈设计师手绘的那张草图，纸已经发黄了，边角卷得厉害，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褐色的斑点，像是被什么东西侵蚀过。

他小心翼翼地把它展开，铺在桌上用镇纸压住四角。

图上是曾侯乙墓那个大玻璃盒子的设计方案，线条不算太直，但每一笔都很用力，能看出画图的人当时的手劲儿。图纸最上方，用毛笔写了四个字：“华夏正音。”

墨跡已经干了，但笔锋还在，撇捺之间有一种不容置疑的篤定。

他记得陈设计师站在那个大玻璃盒子前面，仰著头说，林书记，我妈能在天上看见。

说这话的时候他的眼眶是红的，但他没有掉眼泪，就那么忍著把眼泪忍回去了。

第三个拿出来的是一个牛皮纸档案袋，上面写著“清平县亮化工程”几个字，端端正正一笔一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