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路副部长亲口说了，李默在一九四四年就战死了。

作为一名地下工作者，她太清楚“诈死”是常用的手段。如果李默真的是组织派去的深度潜伏者，为了掩护他的新身份，组织完全可能对包括她在內的所有人宣布他的“死讯”。

可如果真是这样，这场婚礼又算什么？难道也是任务的一部分？还是说……在漫长的潜伏中，在远离组织和同志的环境里，他变了？

白清萍站起身，走到窗前。

窗外是沉沉的夜色，远处公共部小楼的灯光还亮著几盏。雪又开始下了，细密的雪花在路灯的光晕里飘舞，悄无声息。

她想起了自己这三年八个月零九天的等待。每一天，她都在告诉自己：他还活著，他在战斗，总有一天会回来。

可如果，他確实活著，却已经走上了另一条路呢？

如果，他確实活著，却已经娶了別人呢？

这一夜，白清萍几乎没有合眼。

她躺在床上，眼睛盯著漆黑的天花板，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把从认出李默到现在发生的所有事情，一遍遍地梳理、分析。

路副部长的谎言。

老周无处不在的监视。

档案室里那些她永远接触不到的核心卷宗。

报纸上那条猝不及防的结婚公示。

这一切，是巧合吗？还是有一条她尚未看清的暗线，把这些碎片串联了起来？

凌晨四点左右，她终於强迫自己闭眼休息了一会儿。再睁开眼时，天刚蒙蒙亮。眼睛还是肿的，但头脑却异常清醒——那是一种被巨大痛苦淬炼过的、冰一样的清醒。

她起床，用冷水仔细洗了脸，对著墙上那面小镜子，仔细检查自己的面容。脸色依旧苍白，眼圈有些发青，但眼神里的慌乱和崩溃已经被压下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沉的、近乎冷酷的平静。

她必须弄清楚真相。

不是为了那段可能已经消亡的感情，而是为了她作为一名党员、一名战士的职责和信念。

如果李默真的叛变了，那他就是敌人。一个在延安公共部受过完整训练、深知组织工作方法和內部情况的敌人，其危险性远比普通的军统特务要大得多。

如果李默依然是同志，只是在进行一项极其特殊、连她都必须被蒙在鼓里的任务，那她也必须知道边界在哪里，以免无意中破坏组织的安排。

无论是哪种情况，她都不能再像现在这样，被动地等待，被动地接受信息——无论是来自路副部长的谎言，还是来自滯后且经过筛选的报纸。

早上七点，白清萍提前出现在档案室。

她的脸色依旧不太好，但已经恢復了往常那种平静中略带疏离的神情。她主动跟老周打了招呼：“周主任，眼镜配好了吗？”

老周脸上还戴著那个少了一个镜片的旧眼镜，看人时总不自觉地眯著眼。“还没，得中午去附近的眼镜店配一下，也不知道现在能不能配，毕竟现在的眼镜也是珍贵的战略物资。弄不好就只能先凑合著了。”他打量著白清萍，“你脸色还是不太好，要不今天再多休息半天？”

“不用了，就是没睡好，已经好多了。”白清萍淡淡地说，走到自己的位置前，“昨天那批旧报纸还没完全整理完，我今天抓紧弄完。”

她坐下，翻开工作日誌，拿起钢笔，动作流畅自然。只有她自己知道，握著笔的手指，指尖还在微微发凉。

王秀兰和赵春梅也来了，档案室又恢復了往常的忙碌。老周坐在他的位置上，又开始翻阅那些盖著“密”字的卷宗，偶尔抬起头，目光扫过整个房间。

白清萍低头整理著报纸，將昨天看到的那份《华北新报》混在其他报纸里，按日期排好，准备装订。她的动作很稳，没有丝毫异样。

只是，在合上那份报纸前，她又飞快地瞥了一眼那条简讯的位置。

李树琼。白清莲。北平饭店。一九四六年二月二日。

每一个信息，都像刻刀一样，刻进了她的记忆深处。

她知道，从今天起，她不能再仅仅是一个“悲伤的遗孀”，一个“安分守己的档案管理员”了。

她必须在这间被监视的档案室里，在这些浩如烟海的故纸堆中，找到那条通往真相的、极其细微的裂隙。

然而她也明白，別说松江与北平相隔千里之远，就算李默就在松江市，而她却连公共部这么一个小院都不敢轻易走出去......

窗外的雪停了，阴沉的云层后，透出一点稀薄的、苍白的阳光。

白清萍抬起头，透过高窗望向那一小片天空。

无论真相是什么，那怕她无法亲眼看见，亲耳听到，但她也要通过这些少得可怜的报纸，去猜那背后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