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三月二日，晚上八点十分。

白清萍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宿舍的。

从档案室到后院那排平房，不过五十米的路。三月初的松江，雪仍然有半米多厚，夜晚的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可她感觉不到冷，也感觉不到脚下的路。整个人像是飘著的，脑子里翻来覆去只有那几个字——李树琼，白清莲，婚礼，北平饭店。

公共部小楼里还有几扇窗户亮著灯。解放初期，百废待兴，各项工作多得理不出头绪，加班到深夜是常事。今天能八点就结束，已经算是难得的“清閒”。

其实，若不是老周回来得晚，她这个副主任恐怕还得继续熬著。

下午四点多，老周才推著那辆破自行车一瘸一拐地回到档案室。他额角青了一块，眼镜不见了，眯著眼睛看东西的模样显得有些滑稽。

“路上雪没清乾净，车轮子打滑，摔了个跟头。”老周一边拍著身上的雪沫，一边摇头嘆气，“眼镜摔碎了，得明天才能配新的。今天真是……”

他眯著眼环视档案室，目光在白清萍身上停留了片刻。白清萍正低头整理报纸，手指的颤抖已经勉强控制住了，但脸色依旧苍白得嚇人。

“清萍同志，你脸色怎么这么差？”老周凑近了些，眯著的眼睛里透著审视。

白清萍心里一紧，强作镇定地抬起头：“可能有点著凉了，头有点晕。”

老周盯著她看了几秒，也许是眼镜碎了视线不清，也许是摔了一跤自己也心神不寧，他终於移开目光，挥了挥手：“那你今天早点回去吧。我看报纸也整理得差不多了，剩下的让玉珍收个尾就行。”

那一刻，白清萍几乎要感激那场让老周摔碎眼镜的雪。

如果老周眼镜没碎，以他那双总是看似隨意实则锐利的眼睛，一定能看出她红著的眼眶、微微发抖的嘴角，以及那份强装镇定下的惊涛骇浪。

单人宿舍的门在身后合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白清萍背靠著门板，慢慢地滑坐到冰冷的水泥地上。她没有开灯，房间里一片漆黑，只有窗外远处路灯投进来的微弱光晕，勾勒出简陋家具的轮廓。

寂静中，她终於允许自己卸下所有偽装。

先是肩膀开始颤抖，然后是整个身体。她用手死死捂住嘴，可压抑了一下午的呜咽还是从指缝里漏了出来。她慌忙爬起身，跌跌撞撞地扑到床边，扯过那床厚重的棉被，整个头埋了进去。

黑暗，窒息，以及棉被里自己呼出的、带著泪水的温热气息。

她终於哭了出来。

不是放声大哭，而是那种压抑到极致的、破碎的啜泣。像是受伤的动物在洞穴里舔舐伤口，不敢发出太大的声响，怕引来更可怕的危险。

李默……李树琼……

白清莲……婚礼……

这两个名字像两把钝刀，在她心上反覆切割。她想起一九四二年那个春夜，李默离开前回头望她的那一眼；想起他们在延安训练班一起学习密码、练习偽装的日子；想起组织批准他们结婚时，两人在延河边散步，他说等到了上海，要带她去吃真正的南方小笼包。

那些记忆曾经是她坚持下去的暖意，如今却变成了最锋利的冰凌，扎得她体无完肤。

如果李默真的还活著，如果李树琼就是李默，那他为什么要娶清莲？她的堂妹，那个战前还跟在她身后嘰嘰喳喳的小姑娘。

是任务需要吗？可什么样的任务，需要和一个並非组织成员的年轻女子结婚？而且是在北平那样显眼的地方，登报公示？

还是说……路副部长那套“李默已战死”的说辞，根本就是真相？她看到的那个人，真的只是长得像？可那道疤呢？那种眼神呢？

不知道哭了多久，被子已经被泪水浸湿了一片。

白清萍从被子里钻出来，坐在床边，抹了把脸。眼睛肿得厉害，脸上黏糊糊的。她起身，就著窗外微弱的光线，从暖水瓶里倒了点温水，用毛巾敷了敷眼睛。

冷静。

她必须冷静。

作为一名受过训练、经歷过地下斗爭考验的干部，她比谁都清楚情绪失控的危险性。尤其是在眼下这种自己处於被监视、被“保护”的微妙处境中。

她不能去找路显明质问。

一旦她表现出对“李默战死”这个官方说法的质疑，尤其是如果她提起在报纸上看到的李树琼的婚礼，组织会怎么反应？路副部长会怎么反应？

很可能，她会立刻被採取更严格的隔离措施。也许连档案室都待不住，会被送到某个更偏远、更封闭的地方去“休养”。那样的话，她就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做不了了。

她甚至开始自我怀疑——是不是自己真的看错了？是不是那份报纸登错了？

或者，李斌將军又过继了一个儿子？

也许李树琼真的是另一个人，一个和李默毫无关係，只是恰好耳后有疤（毕竟战场上耳朵是一个容易受伤的部位）、恰好长得像的人？

毕竟这个李树琼如果是李斌將军过继的儿子，那么一定也跟李默有著很近的血缘关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