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5月28日，下午四时

李树琼走出警备司令部大楼时，一眼就看见了停在台阶下方的那辆黑色轿车。

车牌他认识——北平行辕保密局专用序列。车身洗得很乾净，在五月的阳光下泛著內敛的光泽。

车门打开，走下来的是沈墨的秘书，那个年轻、沉默、存在感极低的年轻人。他快步走上台阶，在李树琼面前站定，微微欠身：

“李处长，沈特派员请您喝杯咖啡。”

不是“有时间吗”，不是“是否方便”，而是“请您”。礼貌，但不容拒绝。

李树琼看了一眼手錶，四点零五分。情报处今天没有紧急事项，程荣在值班，欧阳中去了行辕开会。他没有任何推脱的理由，何况——推脱本身就会成为新的疑点。

“哪里？”他问。

“西单亚北咖啡馆，沈特派员已经先到了。”

亚北。北平老派知识分子和洋行买办爱去的地方，不是保密局惯常的活动据点。选择那里，本身就是一种姿態：非正式，私下，不设防。

李树琼点点头，上了自己的车，跟在沈墨的轿车后面。

两辆车穿过暮春的北平街道，在槐树刚刚结出串串青荚的树荫下驶向西单。车窗半开，风带著尘土和槐花的混合气息涌进来，让李树琼想起很多年前的北平——那时他还是个学生，从南方来，对这座古城的一切都感到新奇。那时他还不叫李树琼。

那是太久远的事了。

亚北咖啡馆在一条僻静的巷子里，门脸不大，墨绿色的遮阳棚向外伸出，在午后投下一片清凉的阴影。推开玻璃门，里面是深色木质护墙板、大理石面的小圆桌、穿著白围裙的侍者。空气中飘著咖啡豆烘焙后的焦香，还有留声机里低低播放的爵士乐。

角落里，沈墨独自占了一张靠窗的桌子。他今天没穿西装，换了一件深灰色的中山装，领口扣得严严整。咖啡杯放在右手边，手边没有文件，没有公文包，像是纯粹来消磨时光的普通客人。

李树琼走过去。沈墨抬眼，微微点头，示意他坐下。

“蓝山。”沈墨对侍者说，“这位先生也一样。”

侍者应声离去。李树琼將军帽放在桌边，打量著这个空间。下午四点多，客人寥寥，只有远处另一桌坐著一对中年男女，低声交谈。留声机里的爵士乐换了曲子，是《夜上海》的调子。

“这地方，”沈墨开口，目光落在窗外，“民国二十三年开业，老板娘是白俄人，嫁了个中国商人。太平洋战爭后被日本人强征为军官俱乐部，光復后才重新开业。”

他收回视线，看向李树琼：“我每次来北平，都会来这里坐坐。从民国二十五年第一次来，到现在十一年了。老板娘换过，咖啡豆的供应商也换过，但这椅子、这桌子、这窗外的街景……还是老样子。”

李树琼没有接话。他知道沈墨不是在閒聊。

咖啡端上来，白瓷杯里是深褐色的液体，表面浮著一层细腻的油脂。李树琼端起杯子，抿了一口。酸度明亮，回甘乾净，確实是上好的蓝山。

“好咖啡。”他说。

沈墨点点头：“是。所以常来。”

他放下杯子，靠进椅背，目光落在窗外那棵老槐树上。槐花细密如雪，在风中轻轻飘落，沾在行人的衣襟上。

“树琼，”沈墨忽然换了称呼，不再是公事公办的“李处长”，而是像多年前那样，直呼其名，“你知道我是哪一年入的党吗？”

李树琼握著咖啡杯的手微微一顿。

党。这个字在1947年的保密局特派员口中，含义曖昧。可以是国民党，也可以是另一个党。而沈墨的语气，分明指向后者。

“民国十三年。”沈墨自己回答了，声音平静，像在讲一个与己无关的故事，“黄埔军校，政治部。介绍人是周主任。”

李树琼抬起眼，看著沈墨。沈墨的目光依旧落在窗外槐树上，没有看他。

“那时候我才二十三岁，刚从湖南老家跑到广州。家里是湘潭的大地主，三千亩良田，两个当铺，一条街的铺面。父亲送我去念书，是想让我回去接管家业。”他的嘴角微微扬起，像是笑，又不像，“可我那时候满脑子都是『打倒列强除军阀』，觉得家里的產业都是剥削来的，恨不得全部充公。”

他顿了顿，终於將视线从窗外收回，落在李树琼脸上：

“你一定觉得奇怪——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些。”

李树琼没有否认。他只是看著沈墨，等待下文。

沈墨端起咖啡杯，喝了一口，又放下。动作很慢，像是在整理思绪，又像是在给李树琼时间消化这个突如其来的“坦白”。

“民国十六年，清党。”沈墨的声音低沉，不带情绪，“我在武汉，被编入处理『共党嫌疑』的特別委员会。每天都有熟悉的面孔被带进来，有些是黄埔的同学，有些是政治部的同事。我要在他们的自首书上签字，或者……在他们的处决令上盖章。”

他看向李树琼，眼神平静得像一潭死水：“你知道最难的是什么吗？不是杀人的那一刻。是你发现自己其实和他们没有本质区別——读过一样的书，喊过一样口號，发过一样的誓。唯一的不同，是他们在会议上选择了站起来，而我选择了坐下。”

窗外的槐花仍在飘落，无声无息。

“后来我去了一趟湖南。”沈墨说，“回家。”

他的声音更轻了：“那时候农民运动已经烧到湘潭，家里的店铺被砸，当铺被烧，佃农衝进宅子，要父亲交地契。我父亲站在祠堂门口，拿著一把锈蚀的猎枪，对著自己曾经施粥救过的人。他的腿在抖，枪也在抖，但他没有开枪。”

沉默了几秒。

“他没有开枪。他后来跟我说，那是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沈墨的嘴角微微扬起，“因为他不开枪，別人就会对他开枪。这是那几年我学会的道理。”

他看向李树琼，目光里有一种深不见底的、近乎悲悯的东西：

“我曾经以为，出身不影响革命。你看周主任，出身官僚世家，却成了共產党的领袖。你看毛人凤毛局长，也是贫苦出身。一个人的阶级立场，应该由他的思想和行动决定，而不是他的出生证明。”

他顿了顿，声音更低：

“但湖南之行让我明白——就算你这么想，不等於別人也这么想。你身上带著地主的血，你就算把全部家產都捐出去，把命都豁出去，有些人也不会相信你。他们看你的眼神，永远是看『那个地主少爷』。你做什么都是『偽装』，你牺牲了也是『阶级投降』。”

李树琼沉默地听著。咖啡杯里的蓝山已经凉了，油脂凝结成一层薄薄的膜。

“所以我选了蒋校长。”沈墨说，语气平淡得像在陈述天气，“不是因为他更正確，是因为他不在乎你出身哪里、以前信仰过什么，只要你现在效忠他，他就给你位置。这很庸俗，但很实际。”

他端起咖啡杯，將凉透的液体一饮而尽。

“树琼，”他放下杯子，直视李树琼，“我们党国內，现在有一批高官子女，年轻，热血，读过几本进步书籍，就以为自己是救世主。他们看不到这个政权的千疮百孔，也看不到对面那个理想国里的血与铁。他们被蛊惑了，觉得自己可以改变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