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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二下午,最后一节是数学课,黑板上写著三道应用题。
陈景明握著铅笔在作业本上划著名解题步骤,写著写著,那些数字和符號的间隙里,渐渐冒出些別的字跡——
先是“知音”的“知”,接著是“女”字旁,最后连成《知音·女孩版》。
他顿了一下,用橡皮擦掉。
过了一会儿,“醒浮生”三个字又出现在草稿纸的角落,小小的,挤在一堆算式中间。
他盯著那两个字看了两秒,再次擦掉。
讲台上,数学老师正讲解著例题,粉笔敲著黑板“噠噠”响。
陈景明低下头,笔尖在草稿纸上走得飞快,三道题很快就被他解完了。
笔停了停,悬在纸面上方,一会后便自己动了起来——深圳青年——四个字落在空白处,笔画有点飘。
他盯著那四个字看了两秒,笔尖又往右挪了挪,另起三行:
“妇女生活
郑州
武汉”
他停下笔,看著那些字。
心中暗暗想到:“信寄出去……十二天了。”
十二天,够做什么?
从桌家桥走到鸣玉镇,要走1个多钟头。
从鸣玉镇坐车到南川,大概要半天。
那么从南川到武汉呢?到深圳呢?他不知道。
前世坐过高铁飞机,但1998年的绿皮火车和邮政车跑多快?他没概念。
信到了杂誌社会怎样?是堆在某个编辑的桌上,被埋在无数信封下面?还是已经有人拆开看了?
如果看了,是皱皱眉扔进废纸篓,还是眼睛一亮?
他完全不知道。
那种感觉,像个站在黑屋子里的人,朝著某个方向扔出了石头,然后竖起耳朵,等著听那不知道会不会传来的、也不知道从哪个方向传来的迴响。
“叮铃铃——!”
刺耳的下课铃声,也是放学的铃声,猛地扎进了陈景明的耳朵,惊醒了沉思中的他。
同时,教室里也窸窸窣窣动了起来,讲台上的数学老师看到这种情况合上书,说了声“下课”。
顿时,教室里响起了一片椅子腿蹭过地面的声音。
陈景明把桌上的纸笔塞进书包,扯了两下带子合上,便和程欣、萧蝶一起走出了教室。
出了教室,三人在一片的喧譁声中,走到了校门口。
门卫刘伯背著手站在那儿,眼睛跟著放学的学生慢慢转,脸上没什么表情,直到看见他们三个。
陈景明让两个女孩先走,自己走到刘伯面前叫道:“刘伯”。
老刘头转过脸,眼皮抬了抬,认出了他来,脸上的皱纹鬆了些:“哦,明娃儿啊,啥子事?”
“嗯。那个……”陈景明声音很平常,像隨口一问,“今天……有我的信吗?”
“没得没得。”老刘摆摆手,“你们学生娃儿,哪个有那么多信哦。有了我肯定喊你。”
“要得,谢谢刘伯。”陈景明转身走了。
第二天放学,他又“顺路”经过门卫室。
“刘伯,今天……”
“没得!”老刘不等他说完就摇头,“你娃儿硬是心急,信到了我还不给你嗦?”
第三天、第四天……
一直到周五下午,最后一节自习课。
教室里很安静,只有翻书和写字的沙沙声。
陈景明正在写《这个男人来自地球》的一段对话,两个角色在爭论某个宗教命题。
写著写著,窗外远处忽然传来一阵“叮铃铃”的响声——像是自行车铃鐺,又像是小贩摇的铃。
他笔尖一顿。
站起来身来,眼睛望向窗外,耳朵朝著声音的方向动了动。
那铃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没停留的就消失在校门口。
不是邮递员的自行车。
他收回视线,重新坐了下来,拿起笔,继续写那段关於“永生者是否见过耶穌”的爭论。
但刚才流畅的思路断了。
他盯著写了一半的句子,忽然觉得《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里,女主角在雪地里追车的那个段落,是不是还可以写得更绝望一点?当时是不是该再多加一段她的內心独白?
这个念头冒出来,就停不下来。
他开始回想《假如爱有天意》里男女主角在雨中共撑一把伞的场景,那个雨是不是下得太温柔了?要不要改成暴雨?
还有《恋空》……
想著,想著,手无意识的握紧了铅笔——“啪!”
铅笔断了。
他低头看著崩飞的铅芯,又看了看纸上那段写了一半的科幻对话。
两个角色还在等他的下一句台词,但他没心情再写了。
一种清晰的感觉升起来——这样不行。
“低效。”
“危险。”
他在心里给了两个词。
这种每隔几天就去问一次信、听到铃声就竖起耳朵、写著新稿子却想著旧稿子的状態,正在吃掉他本就不多的精力和注意力。
就像一台机器,明明该往前开,轮子却在空转,还发出刺耳的摩擦声。
晚上,煤油灯亮著。
陈景明没有继续写《这个男人来自地球》。
他合上稿纸,翻开了笔记本。
翻过【战略单元復盘】那几页,翻过【投稿追踪表】,翻到一页空白。
他提笔,在新的一页最上方写下:【查信法则】
然后,在下面列出三条:
““每周五放学后,只问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