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车开了四天。

说是四天，雷文也数不太清。白天和晚上混在一起，睡醒了是白天，睡著了是晚上，中间醒著的时候车一直在晃。

排长说快了快了，快到了，没人信。

文斯把手风琴收进布袋子里，怕顛坏了。

布袋子上盖著他的雨衣，雨衣上坐著另一个人的屁股。

文斯每次看见那人的屁股就皱眉头，但没吭声。

他只是把布袋往自己这边拽了拽。

第四天下午，车停了。

前线传来消息：英国人把隆美尔撵出去了，正在利比亚这边追，咱们在这儿等命令。

等命令的地方是个土坡，坡底下有几棵禿树，坡顶上有个石头堆，不知道是坟还是界碑。

排长说就地扎营，挖战壕。

挖战壕的时候，雷文和文斯分在一组。

文斯挖了几下就停下来，看了看周围，压低声音说：“你知道咱们挖的这玩意儿，德国人来了能用不？”

“什么？”

“战壕。咱们挖完了，他们来了，正好用。”

雷文没接话。

他继续挖，土很硬，铁锹下去噹噹响。

文斯又说：“我听团部那边有人说，英国人打阿拉曼死了五千多，五千多，咱们这三十一个人，够死一百六十多次。”

雷文停下铁锹，看著他。

文斯笑了笑，那笑跟平时不太一样：“我算数不好，算得对不对？”

雷文说：“对。”

“那就行。”文斯低头继续挖。

那天晚上风很大，帐篷被吹得哗哗响，像要散架。

雷文睡不著，坐起来，摸出笔记本。

月光不够亮，看不清字，他把本子摊在膝盖上。

文斯的铺位空著。

雷文穿上外套，钻出帐篷。

文斯坐在外面抱著琴，没拉。

他就那么抱著，看著远处。

雷文在他旁边坐下。

“睡不著？”文斯问。

“嗯。”

“我也是。”

两个人坐著。

风从沙漠那边吹过来，雷文把外套裹紧了一点。

“你那本子，”文斯看著他，“写了多少了？”

“一半吧。”

“给我念念。”

雷文不解：“念什么？”

“念一段，隨便哪段。”

雷文翻开本子，找了找，他要凑得很近才能看清字。

“1942年11月23日，阿尔及利亚东边某镇。今天看见一个老头儿站在路边，看著我们的卡车过去，他站得很直，像根棍子。车开过去之后，我从后车厢回头看，他还站在那儿，我不知道他在看什么，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儿子，也许他儿子在义大利那边，也许在德国，也许已经死了，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站在那儿，一直站著，直到我什么都看不见。”

雷文念完，合上本子。

文斯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文斯说：“再念一段。”

雷文又翻了一页。

“1942年11月28日，还是那个镇。今天帮后勤卸货，卸下来几个箱子，里面是阵亡士兵的遗物，有一箱是义大利人的。打开的时候，里面掉出来一张照片，一个女人的照片，黑白的，我捡起来看了看，放回去。我不知道她是谁，她也不会知道这张照片被人从箱子里掉出来过。她只会一直等，等到战爭结束，或者等到死。”

文斯把琴抱得更紧了一点。

“我爷爷也有这种照片。”他说。

雷文没说话。

“他年轻时候打仗，当的是奥地利的兵。那会儿义大利还没统一，他是威尼斯那边的人，归奥地利管，他不想打仗，但没办法，抓去的。打完仗回来，口袋里有一张照片，一个女人的，他也不知道是谁，可能是在哪儿捡的，他留了一辈子。”

“我问过他，打仗啥样，他说，別问。”

风又吹过来，雷文把本子收起来，塞回胸口。

“走吧，”他说，“回去睡。”

文斯站起来，抱著琴跟他往回走。

走了两步，他突然停下来。

“雷文。”

“嗯？”

“那老头，”文斯说，“他站在那儿，也许就是在等他儿子。”

雷文想了想：“也许吧。”

他们钻进帐篷，躺回铺位上。

雷文闭上眼睛，过了很久才睡著。

十二月十號，命令来了。

往前线开拔，目標：突尼西亚。

这次是用自己的脚走。

卡车不够，只有弹药和给养能上车，兵得自己走。

每人背四十公斤，一天走三十英里。

走不动就掉队，掉队就等死。

第一天，雷文走了二十英里。

第二天，雷文走了十五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