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孙愣了一下。“还没有。我让人现在就做。”

值班室的白炽灯很亮，照得赵铁军脸色发白。他坐在摺叠椅上，双手放在膝盖上，手指交叉，拇指来回搓动。看见何雨柱进来，他站起来，又坐下。

“赵铁军。”何雨柱拉过一把椅子，坐在他对面，距离不到一米。

“到。”赵铁军声音有点紧。

“你去了溥錚监室三次。第一次几点？”

“晚上……九点四十。例行查铺。”

“第二次？”

“十一点二十。我听见他咳嗽，给他送了一杯水。”

“第三次呢？”

赵铁军咽了一口唾沫。“凌晨一点十分。他说胸口闷，我问他要不要叫医生，他说不用，躺一会儿就好。”

“你进去的时候，看见他床头的药瓶了吗？”

“没注意。”

“你动过他的药瓶吗？”

“没有。”

何雨柱盯著他。赵铁军眼神往左上方飘了一下，又收回来。何雨柱见过太多次这种反应——不是撒谎，是紧张。但紧张有时候比撒谎更危险。

“赵铁军，你在警校学过。一个冠心病患者，硝酸甘油瓶快空了，值班员去过三次，都没发现。你觉得说出去有人信吗？”

赵铁军的拇指搓动频率加快。嘴唇张开，又闭上。过了十几秒，他才开口：“何主任，我……我確实没注意药瓶。我以为他身上没带药，药都锁在值班室柜子里。”

“谁告诉你药锁在值班室？”

“没人告诉。我自己想的。”

何雨柱站起来，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赵铁军坐在椅子上，低著头，肩膀微微发抖。

四天后，缅甸密支那。

伊洛瓦底江畔的小城，雨季刚过。街道两旁种著高大的椰子树，树荫下摆满水果摊和玉石摊。缅甸人、印度人、中国人混杂在一起，叫卖声此起彼伏。空气里瀰漫潮湿泥土腥味和烤香蕉的甜腻气。

杨小炳穿著缅甸格子笼基，戴一顶草帽，脸上抹了防晒用的檀娜卡——黄色粉末把脸上那道疤遮住大半。老鲁跟在他身后，穿著深色t恤和工装裤，背一个帆布包，像个背包客。

他们在茶铺等了三天。

第一天，陈志远没出现。第二天，也没出现。第三天上午，一个光脚小男孩跑过来，递给他们一张纸条，用中文写著：“我知道你们来了。明天下午四点，江边码头。一个人来。”

杨小炳把纸条翻过来，背面什么也没有。他问小男孩谁给的纸条，小男孩指了指街对面，然后跑远了。街对面只有一个卖檳榔的老太太，低著头嚼檳榔，嘴角淌著红色汁液。

“陷阱。”老鲁说。

“也可能不是。”杨小炳把纸条折起来，塞进口袋。“明天我一个人去。你在外围。”

第二天下午四点，江边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