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他说。“挖出来，炼铁。铁炼出来，造炮。炮造出来，架在船上。船有了炮，海就是咱们的。”

林水点头，转身就跑。跑了几步，又回头。“阿朗，挖出来的煤，运回杭州吗？”

阿朗想了想。“不运。在这儿烧。铁在这儿炼，炮在这儿造。南边的事，南边做主。不用问监国。”

林水站在那儿，把阿朗的话记在心里，点了点头，跑了。

杭州城里，朱焕之坐在府衙里，面前摊著一份名单。八府的大地主，四十七家。降租的三十二家，地充公的六家，观望的九家，九家都降了租。八府的田制，算是改完了。但新的问题来了。

林义站在旁边，手里拿著一本帐册。“监国，地分了，佃户有了地，但很多人不会种。种了一辈子地，种的都是地主的地。现在地是自己的了，反倒不知道该怎么种了。”

朱焕之抬起头。“不会种就教。派人下去，教他们种。八府的庄稼把式，请出来，当师傅。一个师傅带几十个徒弟，地种好了，粮多了，税也多了。划算。”

林义把朱焕之的话记下来。

朱焕之站起来，走到窗前，看著外头的院子。院子里种著一棵桂花树，是郑成功宅子里移过来的。树不大，但活了，叶子绿油油的。他看了很久，转过身。“还有。八府的农具，太旧了。锄头是木柄的，犁是木头犁的，种地费劲。南边有铁了，让林水在南边造农具。锄头、镰刀、犁鏵，造好了运回来。发给种地的百姓。”

林义又记下来。

朱焕之走回桌边坐下。“还有。八府的粮，不能只靠地。还有海。海里的鱼，吃不完。让渔民多打鱼，打到鱼晒成干，运到內陆去卖。换回来的钱，买盐，买布，买药。百姓的日子，不能只吃粮。得有盐，有布，有病能看大夫。”

林义记完了，把本子合上，揣进怀里。“监国，这些事，一件一件办，得办到什么时候？”

朱焕之看著他。“办到百姓不用饿肚子。办到八府的百姓，家家有地种，家家有饭吃，家家有衣穿，家家有病看。办到那一天，才算完。”

林义站在那儿，愣了半天，然后点了点头，转身走了。

红薯种下去第三个月的时候，阿朗挖了第一窝。红薯不大，比拇指粗一点，但红通通的，皮薄得能看见里面的肉。阿朗把红薯洗乾净，咬了一口，生的，脆的，甜的。他嚼著嚼著，眼泪下来了。汉斯站在旁边，看著他，没说话。林土站在旁边，也看著他，没说话。

阿朗把红薯咽下去，抹了一把脸。“甜的。”

林土蹲下来，也挖了一窝，洗都没洗，咬了一口。嚼了两下，咧嘴笑了，露出豁了的那颗牙。“甜的。”

汉斯蹲下来，也挖了一窝。他把红薯攥在手心里，攥了很久，然后咬了一口。嚼著嚼著，眼眶红了。

阿朗站起来，看著那片红薯地。绿油油的秧子铺了一地，叶子肥得很，风一吹哗哗响。他想起朱焕之，想起朱焕之站在码头上，看著那些装满了红薯苗的船。苗送过来了，种下去了，活了，收了。

“写信。”他说。“告诉监国，红薯活了。收了。甜的。”

林土从怀里掏出纸笔，蹲在地上写：某年某月某日，红薯收了，甜的。写完了，把纸折起来，揣进怀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