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接话。风吹过来，把安全帽上的灰吹进眼睛里，我揉了揉，眼睛红了。

老王走过来的步子很慢，脚上那双劳保鞋的鞋底磨平了，走起路来擦擦响。他站在我旁边，看著远处，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他从兜里掏出一个东西递给我，一把扎丝鉤。不是新的，手柄磨得发亮，鉤尖有点钝了。“陈工，这个给你。以后我不干了，你看到它还能想起我。”

“老王，你不干了？”

“干不动了。腰不行了。”他拍了拍自己的腰，笑了一下，露出黄黄的牙齿，“准备回老家啦，养几只羊，种种地。够吃了。”

我接过那把扎丝鉤，握在手里。手柄上还有他的体温，很暖。

“老王，你这几年……”

“陈工，別说。”他打断我，伸出手。我握住了。他的手很糙，指关节粗大，像半截老树根。“这几年，谢谢你。你是个好人。好好过日子。”他鬆开手，转过身，走了。腰还是弯著，步子不紧不慢，但今天，那弯著的腰好像挺直了一些。

晚上，老胡请工人们吃饭。在工地门口的大排档，摆了五桌。菜很硬，酒管够。

老胡挨桌敬酒，话不多，端起杯子，干了，再端起杯子，再干了。敬完一圈，他回到自己那桌，坐下来，点了一根烟。手在抖，不是病了，是累了。

“陈木，”他看著我，“这个项目干完了。你有什么打算？”

“回县城。找活干。”

老胡点了点头。“县城活少，工资低。”

“低也得干。我爸身体不好，小会在那边，我不能在省城待著了。”

老胡沉默了一会儿，把烟掐灭了。“我那边的帐，结清了告诉你。该你的，一分不少。”

“胡总……”

“不说了，喝酒。”

散场的时候，已经快半夜了。工人们三三两两地走了，有人喝多了，被扶著回去。大排档的老板在收拾桌子，碗筷叮叮噹噹的。老胡最后一个走，站起来的时候晃了一下，我扶住了他。

“胡总，我送你。”

“不用。”他推开我的手，站稳了，看著我，“陈木，你记住。干工地的，永远在等。等甲方打钱，等图纸变更，等材料进场，等验收通过。等了一辈子，等到最后，什么都没等到。”

他转过身，走了。路灯照在他身上，影子拖得很长，像一个走了很远很远路的人。

第二天，我开始收拾东西。办公室里的资料归档了，图纸打包了，电脑格式化。桌上那盆绿萝，不知道是谁放的，藤蔓拖了一米多长。我没有带走，留在那里。下一个来的人，也许会浇水，也许不会。

老王一大早就走了。被子、编织袋、扎丝鉤，该带的都带了。骑著他那辆破摩托车，突突突地响，冒著黑烟。

我送他到工地门口，他说“陈工，別送了”，我说“路上慢点”。他点了点头，发动了车子，骑出去十几米，没回头。我站在门口，看著他的背影消失在马路尽头。风吹过来，把地上的灰捲起来，迷了眼睛。我揉了揉，不知道是灰还是別的什么原因，眼睛湿了。

回县城那天，太阳很好。我把行李绑在电动车上，一个编织袋，一个背包。宿舍的钥匙放在桌上，门没关。骑出工地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塔吊还立著，吊臂悬在半空中，不再转了。安全网还在，被风吹得鼓起来，像一面破旗。

到县城的时候，先去医院——爸又住院了。不是大事，就是常规复查，顺便调整药量。他躺在病床上，看到我，点了点头。

“小木，省城那个活干完了？”

“干完了，爸。”

“那你还去不去？”

“不去了。在县城找活干。”

爸沉默了一会儿。“县城的活，工资低。”

“低也得干。”

他没再说什么。妈在旁边削苹果，削好了，切成小块，插上牙籤，放在床头柜上。

“小木，你吃。”

我拿了一块，塞进嘴里。甜的。

下午，我去看小会。

“小会，省城的活干完了。我回来了，不走了。”

她抬起头看著我，眼睛亮亮的。“不走了？”

“不走了。在县城找活干。”

她笑了。

晚上，我在小会家吃的饭。她妈做了红烧肉、糖醋排骨、清炒时蔬，摆了满满一桌子。她爸开了一瓶白酒，给自己倒了一杯，给我也倒了一杯。

“陈木，你回来了，好啊。”他端起来，碰了一下，干了。

我也干了。酒很辣，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

日子就是这样一天一天地过。不会变好，也不会变坏，就是过。我回来了，爸还在，妈还在，小会还在。老王走了，老胡散了，省城的楼盖起来了。他们走了，留下那栋楼。那栋楼会一直在那里。

这就是干工地的意义，也许不是。但我干了，它就在那里。这就够了。

手机震了。老王发的消息。一张照片，几只羊在吃草，背景是他的老家，山还是那座山，房子还是那座房子。

“陈工，羊买了。三只。明年能生小羊。”

我回了一个字：“好。”

把手机揣进兜里，站在阳台上。县城不大，星星比省城多，比省城亮。

走回屋里，小会已经睡了。她侧著身，蜷著腿，手搭在枕头旁边，手指微微蜷著。我关了灯，躺在旁边。

闭上眼睛。

明天，去人才市场，找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