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英台走到一排书架前，从中抽出一卷《楚辞》。

她捧著书卷，走到楼梯口，看了梁山伯一眼。

梁山伯正站在另一排书架前，从架上抽出《史记》的最后一卷。

他捧著书卷，转过身，正对上祝英台的目光。

两人相视一笑，没有说什么，只是一前一后沿著木梯，往二楼走去。

二楼依旧明亮。

两人在靠窗的藺席並排而坐。

梁山伯將《史记》最后一卷在几案上展开，看了起来。

《史记》的最后一卷里收录了《货殖列传》，也是太史公写得最为独特的一篇。前面的本纪、世家、列传，写的都是帝王將相、英雄豪杰，唯独这一篇，写的是商人，是那些“不登大雅之堂”的货殖之人。

梁山伯的目光在字里行间移动，一字一句地看，一字一句地默记。

“……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於有而废於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

他的目光在这一段上停了停。

太史公这番话，说得真是透彻。富而后礼，富而后仁，这不是道德的沦丧，而是人性的真实。人若连饭都吃不饱，衣都穿不暖，你与他谈仁义道德，不过是空谈罢了。

他想起前世的自己，那个在集团战略投资部做负责人的梁牧。他经手过多少亿的收购案，见过多少富豪的起落沉浮，也见过多少底层员工的挣扎求生。那时候他深刻明白一个道理：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这个道理，放在东晋，同样適用。

他想改变命运，需要实力。

而实力，在这个时代，除了学问、功名，还需要一样东西：钱！

他读《货殖列传》，不只是为了完成《史记》的记诵，更是想从太史公的笔下，从那些千年前的商人身上，学到一些东西。

学到如何在逐利之中，不失道义；学到如何將南方的货运到北方，將北方的货运到南方，让天下之物，各得其所；学到如何在这个门阀垄断的时代，用自己的双手挣出一片立足之地。

他的目光继续往下移动。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他默念著这句话，心中感慨。

是啊。天下人，谁不为利来，谁不为利往？便是那些清谈玄理、鄙薄货殖的门阀士族，他们的田產、庄园、僮僕、珍宝，哪一样不是利？他们只是自己不亲手去挣，让手下的门生、故吏、佃客去挣罢了。

他们鄙薄商人，却又离不开商人；他们看不起货殖，却又享受著货殖带来的財富。

这便是这个时代的荒诞之处。

梁山伯收回思绪，继续往下看。

祝英台正在旁边看著《楚辞·九章》。

《九章》是屈子放逐后所作，与《离骚》的瑰丽奇崛不同，《九章》更为沉鬱、悲凉。屈子在其中反覆抒写自己的忠而被谤、信而见疑，反覆表达自己对楚国的眷恋与绝望。

祝英台的目光落在《思美人》一首上。

“思美人兮，揽涕而佇眙。媒绝路阻兮，言不可结而詒……”

她看到这里，微微一顿。

思美人。

屈子思念的“美人”，是指楚王。他以男女之情喻君臣之义，这是《楚辞》中常见的比兴手法。思念美人，其实是思念君王；媒绝路阻，其实是君门九重、无路可通。

可她今日读到这几句，心中却生出了一种异样的感觉。

她转起头，偷偷看了梁山伯一眼。

梁兄正低著头，专注沉静地看著《史记》。

她的目光在他脸上停了停，然后收回，垂下眼去，重新落在书卷上。

一个时辰的看书时间，在沉默与专注中悄然流逝。

梁山伯看完了《史记》的最后一个字。

他將书卷缓缓捲起，从左至右，动作从容庄重。

卷好书卷，他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整整一个月。每日午间一个时辰。他將整部《史记》，从《五帝本纪》到最末的《太史公自序》，几十万字，悉数牢记在心。

不是死记硬背，而是边读边思，边思边记。太史公的史识、史才、史德，太史公的笔法、章法、义法，太史公的感慨、寄託、微言大义……他不敢说自己全都领悟了，但至少，都已刻在了心里。

耳畔传来祝英台的声音：“梁兄，你读完了？”

梁山伯看向她，点了点头：“读完了。”

祝英台道：“那咱们回学舍吧。”

梁山伯微笑：“好。”

两人將书卷放回原来的书架，一前一后走出藏书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