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午间。

梁山伯与祝英台用过朝食，又照常往藏书楼走去。

梁山伯侧头，问祝英台：“贤弟今日读什么书？”

祝英台想了想，道：“《史记》。”

梁山伯笑著问：“为何？”

祝英台停下脚步，眼中带著一丝促狭的笑意：“因为梁兄读了一个月的《史记》，將整部《史记》都记诵了。我读《史记》，若有不懂之处，便可隨时请教梁兄。如此，岂不是事半功倍？”

梁山伯笑著点头：“好，那贤弟便读《史记》，若有不懂之处，儘管问我。”

祝英台见他应得爽快，心里欢喜，问道：“梁兄，你最喜欢《史记》其中哪一篇？”

梁山伯略一沉思，道：“最喜欢最后一卷里的《货殖列传》。”

祝英台的眼睛微微睁大，语气带著意外：“《货殖列传》？那是讲做生意的。”

在她的认知里，士人读《史记》，最喜欢的要么是《项羽本纪》的慷慨悲歌，要么是《留侯世家》的运筹帷幄，要么是《刺客列传》的侠义肝胆。而《货殖列传》不过是太史公为商人作的传，在整部《史记》中最是不起眼。

梁兄竟最喜欢这一篇？

梁山伯看著她意外的神情，笑道：“不只是做生意。太史公在《货殖列传》开篇便引《老子》『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然后说，若必用此为务，则晚近之世，无异於闭塞民之耳目。

太史公不赞成老子的说法。他认为，天下熙攘，皆为利来，皆为利往，这是自然而然的，是阻止不了的。上位者要做的，不是禁绝货殖，而是顺应其势，『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爭』。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太史公这句话，把人性说透了。但他不只是说人性逐利，他还说，逐利不是坏事，只要取之有道，用之以义。

商人將南方的货物贩到北方，將北方的货物运到南方。橘生淮南则为橘，生於淮北则为枳，可若没有商人，淮南的人吃不到淮北的枣，淮北的人吃不到淮南的橘。商人让各地的人都能用上远方的好东西，让农夫能卖出余粮，让织妇能买得起丝线。这便是『道』。

太史公写《货殖列传》，写范蠡三致千金而散之，写子贡结駟连骑、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写白圭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这些人，不是唯利是图的小人，而是有智慧、有眼光、有格局的商人。

他们的『利』，不是从別人手里抢来的，是靠自己的本事挣来的。他们挣了钱，又能散財济人，这便是『取之有道，用之以义』。”

祝英台怔怔地看著他。

她从小受的教育，是“君子喻於义，小人喻於利”。在她的认知里，商人处在社会序列的最底层，甚至不如自耕农清白。他们追逐利润，低买高卖，在士人眼中，是“不事生產而专事盘剥”的人，是被看不起的。

可梁兄说，商人也有道。

梁兄这番话，她从未在任何一部经典中读到过，从未在任何一位先生口中听到过。

她忍不住问道：“梁兄，你这些想法是从哪里来的？”

梁山伯怔了怔。

他不能说前世的见识，不能说那个叫“市场经济”的词，不能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不能说现代商业社会的种种理念。

他只能將这一切归於一处：“自己琢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