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夏天，陈家铺子门口多了一辆板车。

板车是林清石自己做的。他用后山的杉木做了车架，用货车报废的轮胎做了车轮，用两块木板拼成了车斗。车斗不大，刚好能装下四个罈子。他把板车推到铺子门口，用红漆在车斗上写了四个字：陈家铺子。

字是陈阿圆写的。她用毛笔写在纸上，林清石照著纸上的字用红漆描。他没有学过写字，手又粗，描出来的字歪歪扭扭的，“陈”字的耳朵旁画得像一只蜗牛，“铺”字的点画得比横还长。但他描得很认真，描完一个字退后两步看看，不满意，用湿布擦掉，重新描。

描了一整个下午，终於描完了。四个字歪歪扭扭地挤在车斗上，像四个站不稳的人靠在一起。陈阿圆站在板车前面看了很久，说了一句：“像你。”

“像我什么？”林清石蹲在地上收拾油漆罐，头也没抬。

“像你这个人。歪歪扭扭的，但站得住。”

林清石把油漆罐的盖子盖好，用锤子把盖子敲紧，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也看了看那四个字。歪是真的歪，“林”字的两个“木”一个大一个小，“铺”字的“金”字旁写成了“全”，少了一横。但他觉得好看。比他见过的所有的字都好看。

板车是给家安用的。

家安放暑假了。他在家里待了三天就待不住了，每天在铺子里转来转去，像一只被困在笼子里的鸡。他摸摸柜檯，摸摸货架，摸摸罈子，摸摸粗陶碗。他从铺子这头走到那头，从那头走到这头，走了一个上午，走得陈阿圆头都晕了。

“家安，你能不能坐著？”

“坐著干什么？”

“坐著不动。”

“我坐不住。”

陈阿圆看著他。家安穿著一件白色的背心，背心上印著“永春一中”四个字，是学校发的。领口和袖口的螺纹已经鬆了，背心掛在他身上，像一件袍子。他晒得很黑，比去年更黑了，脖子后面有一块被太阳晒脱了皮的伤疤，新的皮还没长好，粉红色的，嫩嫩的，像刚出生的老鼠的皮肤。

“你去送板车。”陈阿圆说。

家安的眼睛亮了。“送什么？”

“金枣。醃茶叶。虾酱。每样装一点，推著板车在巷子里卖。走街串巷，看看有没有人买。”

“真的？”

“真的。卖的钱归你，成本给我。”

家安兴奋得在原地转了三圈，转得快了，脚绊了一下，差点摔倒。他扶住柜檯，站稳了，脸上的笑容怎么都收不住，整张脸像一朵被太阳晒开了的花。

“阿母，我能叫阿明跟我一起去吗？”

“阿明是谁？”

“我同学。永春的。他也在泉州，他阿爸在这边打工。”

陈阿圆想了想，点了点头。“可以。但要等你把货卖完再玩。”

家安从货架上搬了四个罈子，小心翼翼地放进板车的车斗里。罈子用麻绳绑住，坛口用芭蕉叶封著，怕顛簸的时候洒出来。他把板车推出铺子，推到巷子里，在青石板上试了试。车轮是货车轮胎改的，橡胶的，压过青石板没什么声音，只有一点点轻微的沙沙声，像蛇在草丛里爬。

“阿母，我走了。”家安站在板车旁边，一只手扶著车把，一只手插在裤兜里。他的表情很认真，像一个要出征的將军。他的背挺得直直的，肩膀虽然还是窄，但不再像以前那样弯著了。

“早点回来。”陈阿圆站在铺子门口。

“知道了！”

家安推著板车走了。他的脚步声和板车车轮的声音混在一起，嗒、嗒、嗒——沙、沙、沙，在巷子里迴荡，慢慢地远了。

陈阿圆站在铺子门口，看著那条空荡荡的巷子。巷子很长，弯弯曲曲的，看不到尽头。她站在那里看了很久，家寧从后面走出来，站在她旁边。

“阿母，你在看什么？”

“看路。”

“路有什么好看的？”

陈阿圆没有回答。家寧已经十五岁了，暑假过后就上初三了。她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语气跟她十四岁的时候不一样了。十四岁的时候她问“路有什么好看的”，意思是“我不知道，你告诉我”。十五岁的时候她问“路有什么好看的”，意思是“我知道，但我想听你说”。

这个孩子长大了。

“你在路这头，”陈阿圆看著巷子的尽头，声音很轻，“你哥在路那头。路连著你们。”

家寧没有说话。她也看著巷子，看著巷子尽头那个模糊的、正在变小的、推著板车的人影。那个人影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最后变成一个点，消失了。她看了几秒钟，然后转过身，走进铺子，拿起柜檯上的抹布，开始擦货架。

她擦得很用力，抹布在木板上沙沙地响，像是在跟谁较劲。

家安推著板车在承天巷里走了一圈，没有卖出去一样东西。

承天巷太窄了，太偏了，走的人大多是住在巷子里的老街坊，买菜的、接孩子的、遛弯的，都是熟面孔。家安推著板车从他们面前经过，他们看一眼，问一句“卖什么的”，家安说“金枣、醃茶叶、虾酱”，他们说“哦，陈家铺子的”，然后就走了。没有一个人停下来买。

家安在巷子里转了两圈，车斗里的罈子还是满的，一个都没有少。他的额头上冒出了汗，不是热的，是急的。他站在巷子口的路灯下，看著板车上那四个歪歪扭扭的字，心里在想：是不是我的字写得太丑了，人家不想买？还是我的东西不好吃？还是我推车的姿势不对？

他不知道。他从来没有做过生意。他在永春的时候跟著林清石收过山货、送过芦柑，但那都是有人订好了的，不用他吆喝，不用他推销，不用他站在路边等人来买。现在他需要自己吆喝了，他发现自己张不开嘴。

他站在巷口，张了好几次嘴，声音在喉咙里转了几圈，就是出不来。他想喊“金枣——醃茶叶——虾酱——”，但声音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每次到了嗓子眼就缩回去了，像一只不敢伸出头的乌龟。

他站在巷口站了一刻钟。一个老太太从他面前走过，看了他一眼；一个骑自行车的中年男人从他面前骑过，看了他一眼；一个抱小孩的年轻女人从他面前走过，看了他一眼；一个捡破烂的老头从他面前走过，看了他一眼。他们都在看他，他都不敢喊。

他把板车推回去了。

陈阿圆正在铺子里给一个客人称醃茶叶。客人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穿著白色的確良衬衫，头髮梳得油光鋥亮，皮鞋擦得能照见人影。他买了半斤醃茶叶，付了八毛钱，把茶叶用纸包好，夹在腋下，走了。

家安把板车停在门口，走进铺子。他的头低著，不敢看陈阿圆。

“卖了多少？”陈阿圆问。

“没卖出去。”

“一样都没卖出去？”

“嗯。”

陈阿圆看著他。家安的头低得更深了，下巴快碰到胸口了。他的耳朵尖红红的，脖子也红了，耳根也红了。他整个人像一只被煮熟的虾，蜷缩著，恨不得钻到地缝里去。

“为什么没卖出去？”

家安不说话。

“是东西不好吃？”

家安摇了摇头。

“是价钱太贵？”

又摇了摇头。

“那是为什么？”

家安抬起头，看了陈阿圆一眼，又低下了。“我不敢喊。”

陈阿圆愣了一瞬。然后她笑了。不是笑他，是笑她自己。她想起了自己七岁那年第一次站在陈家铺子的柜檯后面，来了第一个客人——一个买盐的中年妇女。她站在那里，嘴巴张著，说不出话。那个中年妇女等了一会儿，不耐烦了，喊了一声“有人吗”。苏阿梅从灶间跑出来，给她称了盐，把她打发走了。那天晚上，陈阿圆在被窝里哭了一场。她不是哭没卖出东西，是哭自己没用——连一句“你要买什么”都说不出来。

“家安，你过来。”陈阿圆走到柜檯后面，从陶罐里捏了一颗金枣，放在他手心里。

家安看著手心里的金枣，金枣金黄金黄的，在阳光下透亮。

“阿母七岁的时候，第一次站柜檯，来了客人，也不敢说话。客人等了很久，等不及了，喊我阿母出来。我阿母把客人打发了，我躲在柜檯后面，哭了一晚上。”

家安抬起头看著她。她站在柜檯后面，阳光从朝东的窗户照进来，照在她身上。她的头髮已经白了，不是全白，是花白，黑的和白的混在一起，像黑白混纺的布。她的脸上有皱纹了，眼角有，额头有，嘴角也有。

“后来呢？”家安问。

“后来你阿公教了我一句话。他说，你不用喊，不用叫，不用大声说话。你站在那里，把东西摆好，把柜檯擦乾净。客人来了，你就笑一下。他不买，没关係。他买了，你就说谢谢。你不欠谁的，他也不欠你的。买卖是交换，不是求人。”

家安把那颗金枣放进嘴里，嚼了嚼，酸甜的味道在嘴里散开，瀰漫到整个口腔。

“阿母，我明天再去试试。”

“今天不去？”

“今天不去了。”家安把那颗金枣的核吐出来，捏在手心里，“今天我先在铺子里练。你当客人，我当老板。你走进来，我看著你，笑一下。你说『老板，这个金枣怎么卖』，我就说『一分钱一颗，两分钱三颗』。你买三颗，给我两分钱，我说『谢谢，慢走』。”

陈阿圆看著他，笑了。儿子在教她怎么扮演客人。她从柜檯前面绕过去，从门口走进来，站在家安面前，清了清嗓子。

“老板，这个金枣怎么卖？”

家安看著她的眼睛，嘴角往上翘了一下——那是他的笑。他的笑跟林清石一模一样，不大，不夸张，不露牙齿，就是嘴角微微往上一翘，像一根被风吹弯了的草。

“一分钱一颗，两分钱三颗。”

“那我买三颗。”陈阿圆从口袋里摸出两分钱，放在柜檯上。

家安从粗陶碗里捏了三颗金枣，用一张裁剪好的报纸包了，递给陈阿圆。“谢谢，慢走。”

他递东西的时候，手在发抖。但他说完了，每一个字都说清楚了。他的声音不大，但很稳，没有结巴，没有卡壳，没有在嗓子眼里出不来。

陈阿圆接过那包金枣，把两分钱放进陶罐里。她站在那里，看著家安的眼睛。他的眼睛是棕色的，像林清石，但在阳光下会变成琥珀色，带著一点点暖意。那双眼睛里现在有了光——不是刚才那种因为不好意思而躲闪的光，是一种亮亮的、直直的、像刚点著的灯一样的光。

“明天，”陈阿圆说，“你去中山路上卖。”

家安愣了一下。“中山路？那边人多，我……我怕。”

“怕什么？”

“怕人多。”

“人多才买得多。你怕人多，你还做什么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