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把帐本平放在桌上，眼睛看向理察的方向，旁听席上传来微微的交谈声，被法官的话压了回去。

“上诉人，”法官说，“对方律师质疑你的证人与芬尼亚组织存在关联，关於这一点，你有什么要说的？”

理察站起来，他身上的东西让他的动作比平时笨拙了几分，他用手撑在桌案上，开口道：

“法官大人，关於这一点，我还有关键证据，也在那个牛皮纸袋里。”

法官低下头，伸手探进那只已经被拆开的牛皮纸袋，取出那份档案。

纸的边角泛黄，封面上盖著一枚褪了色的军印。

法官翻开封面，目光在字里行间跳动。

“这是经英国陆军官方背书的服役记录。”理察的声音提高了些，好让后排的记者和工人都能听见，“记录的是克里米亚战爭时期的服役情况，编號、番號和服役时间。”

“我的证人入伍时年仅二十一岁，参加过塞瓦斯托波尔围城，次年因战伤退役。”理察接著说道，“这份记录由埃德加伯爵亲自过审，现任荣誉少將，巴斯勋章的拥有者。”

旁听席上的人不自觉地发出惊嘆，记者们的手在笔记本上飞快地划动，后排的工人们彼此对视，眼睛里带著敬意和一丝惭愧，因为芬巴几乎从没提起过这段往事。

芬巴的身体僵住了，他看著法官手里的那份档案，眼睛里微微泛光。

他以为那些记录早就被销毁了，陆军不会留著一个爱尔兰伤兵的档案，而他的名字已经被时间衝进了某条不知名的阴沟里。

但他错了，他的名字、他曾经扛过的步枪、在零下的泥浆里爬行、在炮火中衝锋的那些日子，还有人记得。

法官放下档案，郑重地转过头看向芬巴。

他神態里没有怜悯，而是平等的尊重。

“二等兵，”法官朝他说，“如果你的身体允许，你可以站得更直一些。在这个法庭上，为国家流过血的人，不必像犯人一样弯著腰。”

芬巴的嘴唇哆嗦了一下，他意识到自己的背坐在位子上还能挺直，可站起身就不自觉地弯了下来，苦难让他衰老得太快了。

他用手撑著证人席的围栏，慢慢地把脊背从那道被岁月压弯的弧线上撑起来。

现在法庭上站著的，是一个眼眶红了的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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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看著他，点点头。

然后他转向格林伍德的律师，开口问：“律师先生，这位士兵在塞瓦斯托波尔的大围攻下活了下来。他在俄国人的炮口底下都没有退缩，你觉得他会因为几句煽动的话，就在法庭上说谎？”

律师的手死死地压著那本法律汇编，他没有预料到这一幕。

他做足了功课，翻遍了法律条文，准备了十几套辩护策略，但他没有预料到一个不起眼的爱尔兰劳工，会是克里米亚战爭的老兵。

此时格林伍德的脸色更加难堪，像一块发霉了的奶酪。

律师明白，格林伍德自己也一定不知道。

在他的工厂里，爱尔兰人和牲口没有区別，他不会在乎他是从哪条船上漂来的，也不需要知道他曾经做过什么。

旁听席后排，几个工人压低了声音，发出一阵短促而克制的欢呼，攥著拳头在胸口闷闷地捶了一下，同时，记者的笔在笔记本上刷刷地响。

理察知道机会来了，他必须在法官的注意力还没有从芬巴身上移开之前，最后再添一捧柴。

“法官大人，”他说，“关於芬巴先生的健康状况，我还有一件事需要补充。”

法官对理察微微点了一下头。

“前阵子，芬巴先生被诊断出肺结核。”理察说，“他去了一家不错的诊所，花了他不知攒了多久的钱。可医生没有仔细检查，甚至没有好好听完他的肺，只是看到他爱尔兰人的面孔和他的咳嗽，就下了判决：肺结核，不治之症。”

旁听席上又是一片骚动。

在那个年代，爱尔兰人几乎和不洁二字画上了等號，他们住在拥挤没有通风的贫民窟，而好诊所的医生只会对有钱人望闻问切，看到咳嗽又脸色苍白的爱尔兰人，就会立即给他打上癆病的標籤。

“但那不是肺结核。”理察说。

芬巴转过头，看著理察，眼神里只剩下诧异。

“如果那是肺结核，”理察解释道，“他的家人、他的工友，那些和他朝夕相处，挤在同一个工位上干活的人，早该被感染了，但他们一个都没有。”

他举起手，指向芬巴的手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