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子寄出去之后，周景熙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他把列印好的书稿装进牛皮纸信封，厚厚一摞，贴足了邮票，亲自跑到镇上的邮局寄了出去。收件地址是他从一本文学杂誌上抄下来的——bj某出版社的编辑部。他不认识那里面的任何人，也不知道自己的稿子会不会被打开、会不会被看一眼。他只是觉得，应该寄出去。就像农夫把种子撒进土里，至於能不能发芽，那不是他能决定的。

等待的日子不好过。他每天早晨第一件事就是去村口看邮递员来了没有。邮递员老李骑著那辆绿色自行车，从镇上过来，车后的帆布袋鼓鼓囊囊的，装的都是报纸和信。每次看见周景熙站在大樟树下，老李就摇摇头，说：“今天没有你的。”周景熙点点头，转身回去，继续写东西。他不敢让自己停下来。一停下来，脑子里就会冒出各种念头——稿子是不是被退回来了？编辑是不是看都没看就扔进了垃圾桶？是不是写得不够好？是不是不该寄那家出版社？这些念头像苍蝇一样嗡嗡嗡地围著他转，赶不走，打不死。只有拿起笔，在本子上写字的时候，它们才安静下来。

母亲看出了他的焦虑。她不知道什么是出版社，什么是稿费，但她知道儿子在等一样东西，等了很久，还没等到。她每天早上给他煮两个鸡蛋，放在书桌上，说：“吃了再写。”他不吃，她就站在旁边不走，非要看著他吃下去才肯离开。他吃著鸡蛋，心里暖洋洋的，像冬天的太阳照在身上，不烈，但舒服。

一个月过去了，没有消息。两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有消息。他开始怀疑自己寄错了地址，甚至想过要不要打电话去问。可他没有电话號码，也不知道该找谁。他只能等。第三个月的一天下午，他在书屋里改一篇旧稿，听到院子里传来母亲的声音：“景熙！bj的信！”他扔下笔，跑出去。母亲手里拿著一个牛皮纸信封，上面印著出版社的名字。他的手在发抖，撕了好几下才把信封撕开。里面是一封信，不长，只有一页纸。他先看落款——编辑部的章，然后是签名，然后是日期。他再看正文，第一行写著：“周景熙同志，您好。来稿《命运》已收到並审阅。”

他的手抖得更厉害了。他把信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读得很慢，每一个字都不放过。编辑说，稿子写得很好，很真实，很有力量。他说，这部小说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青年的奋斗歷程，具有很高的出版价值。他说，出版社决定採用这部书稿，將列入明年的出版计划。他希望周景熙能儘快与他联繫，商討具体的出版事宜。

周景熙站在那里，把那封信读了三遍。母亲站在旁边，看著他，问：“说了什么？”他说：“妈，他们要出我的书了。”母亲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著笑著眼泪就流了下来。她转过身，用袖子擦眼睛，擦不乾净，眼泪越擦越多。她没有说话，走到灶房去了。过了一会儿，灶房里传来剁肉的声音，一声一声的，又重又急。周景熙知道，母亲在杀鸡。

那天晚上，他给编辑打了电话。编辑姓王，声音年轻，说话乾脆利落。他说，稿子他已经看完了，很感动，连夜看完的。他说，这样的稿子不多了，真实、朴素、有力，没有花里胡哨的东西。他说，出版社很重视这部稿子，准备作为重点图书推出。周景熙握著话筒，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想说谢谢，想说你们有眼光，想说他等了很久了。但那些话到了嘴边，都咽了回去。他只说了一句：“王老师，谢谢你。”

王编辑在电话那头笑了。“不用谢我，是你写得好。你要是写得不好，我也帮不了你。接下来我们会签合同，你把合同签了寄回来，我们这边就开始走流程。稿费方面，我们是按版税算的，具体数字合同上会写清楚。”周景熙说：“好。”掛了电话，他坐在堂屋里，很久没有动。

稿费。他想起自己第一次拿稿费，是在海南。一篇散文，十五块钱。那十五块钱，他没有花，夹在本子里，留了好几年。后来那本子丟了，钱也丟了。但他记得那种感觉——自己写的字，变成了钱。不是汗水换来的，不是力气换来的，是字换来的。现在，出版社要给他一笔稿费，数目不小，够他在石桥村盖上几间房子。可他觉得，那些钱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那些字被看见了，被人读懂了，被印成了铅字，装订成册，摆在书店里，被一个不认识的人买走，带回家，在灯下读。

一个星期后，合同寄到了。他坐在书桌前，把合同从头到尾读了三遍。有些条款他不太懂，比如“版税”“首印数”“结算周期”。他看不懂，就打电话问王编辑。王编辑耐心地解释了一遍，说：“你放心，我们是正经出版社，不会亏待作者。”周景熙信了。他在每一页的签名处写上自己的名字，最后一页盖上手印，把合同装进信封，寄回了bj。

签约那天晚上，李觉来了。他从镇上买了酒和滷菜，骑电动车过来。他把东西放在桌上，说：“景熙，听说你出书了，我来给你贺喜。”周景熙说：“还没出呢，刚签了合同。”李觉说：“签了合同就是定了。来，喝一杯。”两个人坐在院子里，就著滷菜和花生米，喝了大半瓶白酒。月亮升起来，圆圆的，亮亮的，掛在柚子树上面。虫鸣声唧唧唧的，一阵一阵的，像在唱歌。

“景熙，你说你这一辈子，值不值？”李觉问。

周景熙端起酒杯，看著杯里的酒。酒是白的，月光照进去，变成银色的。“值。”他说，“你呢？”

“值。”李觉说，“我盖了楼，儿子们买了车买了房。我也值。”

两个人碰了杯，一饮而尽。酒很辣，辣得他们直吸气，但谁都没有皱眉。他们都不是怕辣的人。

那天晚上，周景熙送走李觉，回到书屋，坐在书桌前。窗外的月光照进来，照在本子上，白花花的。他翻开新的一页，拿起笔，写道：

“2016年夏，石桥村。签约了。bj的一家出版社，要出我的长篇小说。稿费不少，够在村里生活几年了。但钱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有人看到了我的字，读懂了我想说的话。王编辑说，稿子很真实，很朴素，很有力。他说，这样的稿子不多了。我听了，想哭。等了这么多年，终於等到了。李觉来贺喜，我们喝了大半瓶白酒。他说他值了，我说我也值了。他盖了楼，我出了书。我们都活成了自己想活的样子。爸，妈，你们的儿子没有让你们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