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是在晚上九点打来的。
季珩珩刚洗完澡，头髮还湿著，水珠从发梢滴下来，在深色的家居服肩头晕开一小片深色的圆点。
他一只手用毛巾擦著头髮，另一只手拿起手机，屏幕上显示著“季胜利”三个字。没有头像，没有备註，就是乾乾净净的三个字。
父亲打电话的时间一向精准。
不会在饭点打，不会在深夜打，不会在任何可能打扰到別人休息的时间打。
晚上九点，是他习惯中“可以打电话”和“不应该打电话”之间那条精確的界线——不早，不晚，刚好在一个人吃完晚饭、收拾完碗筷、坐下来、还没准备睡觉的那个缝隙里。
季珩珩在床边坐下来。
来福本来已经在他脚边趴下了，看到他拿起手机，耳朵竖了起来，尾巴在地板上轻轻扫了两下。
元宝从床头柜上睁开眼睛，看了一眼，又闭上了。
乔英子正在浴室里吹头髮，吹风机的嗡嗡声隔著门传过来，像远处有人在唱歌。
“爸。”
“珩珩。”
季胜利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低沉，平稳，带著一种经过多年官场歷练后打磨出来的、不怒自威的质感。
但季珩珩听得出那层质感下面的东西——不是疲惫，不是担忧，是一种更安静的、更深的东西，像一个人站在很高的地方，看著很远的地方，什么都不说，但你看到他站在那里，你就知道他在想什么。
“网上的事情，我看到了。”季胜利说。
季珩珩没有立刻接话。
他等著。
他知道父亲打电话来不是为了告诉他“我看到了网上的事情”。
如果只是为了这个，季胜利不会打电话。
他会让秘书发一条微信，或者让刘静转达，或者乾脆什么都不说——因为他知道季珩珩自己能处理好。
季胜利不是那种“出了事就要打电话叮嘱一番”的父亲。
他是那种“你出了事，我先帮你把能处理的部分处理掉，然后再打电话问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的父亲。
“你们集团舆论控制得不错。”季胜利说。
“我们星穹的法务团队在弄，和抖乐，速手……那边对接。”
季珩珩说：“张远山带著法务部熬了几个通宵。”
“嗯。”
季胜利的停顿很短，短到几乎不存在，但季珩珩感觉到那个停顿里的重量——像一个人深吸了一口气，准备说一句已经酝酿了很久的话。
“你妈跟我说，你在那边也开了枪。”
来了。
季珩珩握著手机的手微微紧了一下。
他不是怕父亲知道这件事，而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和父亲说这件事。
你可以和父亲聊工作，聊天气，聊足球，聊任何东西。
但你不知道怎么和父亲说“我杀了很多人”。
不管你多大，不管你已经是一个多么成熟、多么独立、多么不需要父亲指导的人，你在父亲面前永远是那个需要被保护、被教导、被原谅的孩子。
“开了，他们该死，您不知道那里面的惨状………我不后悔，我后悔的是还有其它很多那样的园区存在。”季珩珩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季珩珩听到父亲的呼吸声，很轻，很慢，像一个人在用心地、一口一口地呼吸。
他在想什么？
季珩珩不知道。
他从来没有问过父亲这种问题——你第一次觉得自己必须出手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他不需要问，因为他知道答案。
季胜利从底层干部出身。
他那个年代的人，从基层一步步干上来，经歷过的事情比季珩珩能想像的要多得多。
他见过血，见过死亡，见过人性中最黑暗和最光明的部分。
他不是那种会站在道德高地上对別人指手画脚的人。
他是那种会站在你身后，在你需要的时候推你一把，在你跌倒的时候拉你起来，在你做错的时候沉默不语、等你主动开口的人。
“手抖了吗？”季胜利问。
季珩珩愣住了。
不是被问题难住了，而是他没有想到父亲会问这个。
他以为父亲会问“你杀了多少人”，或者“你確定他们都是该杀的”，或者“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传出来的后果”。
但他问的是——“手抖了吗？”
这三个字里没有评判，没有指责，没有“你做得对”或“你做得不对”。
只有一个曾经也拿过枪、也面对过生死、也知道第一次开枪是什么感觉的人，对另一个刚刚经歷了这一切的人的询问。
季珩珩低下头，看著自己的右手。
他把手掌翻过来，手背朝上，看著那几道在缅北被碎石划破的、已经结了痂的细小伤口。
他张开手掌又握紧，张开又握紧。
手不抖了。
从回来的那天开始就不抖了。
但在那个晚上，在那个山坡上，在他扣下第一下扳机的那一刻，他的右手——这只握著枪、扣著扳机、结束了別人生命的手——抖得像一片在暴风雨中被吹落的叶子。
“第一枪抖了。”
季珩珩说，“后来就不抖了。”
季胜利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瞬。
“后来就不抖了”，这五个字里包含的信息，季胜利比任何人都清楚。
第一枪抖了，是因为你是人。
后来就不抖了，是因为你已经不是之前的那个你了，你不是个人，或者说不配做人。
这不是麻木，不是冷血，不是杀人的欲望。
这是在战场上活下来的唯一方式。
你不能每一次开枪之前都想一遍“我杀的是一个人”。
你必须把“人”变成“目標”，把“杀人”变成“射击”，把“生命”变成“准星和扳机之间的那个点”。
只有这样，你才能活下去。
只有这样，你才能在敌人倒下的那一刻，还有力气站起来，走向下一个需要你保护的人。
季珩珩不知道父亲是否真的经歷过这些。
他没有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