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响了一声就接了，像是那边一直在等。
“爸。”
“嗯。”季胜利握著手机，靠在椅背上，看著天花板。
“你的报告，我递上去了，中央表示理解，但程序问题需要时间消化。”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瞬。
他听见季珩珩的呼吸声，平稳而绵长，像一条在地下流淌的暗河，不见光，但从不断流。
“我知道了。”
季珩珩说，“谢谢爸。”
季胜利没有接“谢”这个字。
他不习惯听儿子对他说谢谢，也觉得自己做的事不值得这个谢。
他顿了顿，换了一个话题。
“网上的新闻，你看到了？”
“看到了。”
季珩珩的声音没有任何波动，“在控制范围內。”
季胜利闭了一下眼睛，又睁开。
他知道季珩珩不是那种需要父亲耳提面命的年轻人，但有些话，做父亲的必须说。
不是因为儿子需要听，而是因为父亲需要说。
“你做的这件事，程序上有问题。”
季胜利的声音低了下来，不是批评，是提醒，“上面现在理解你，是因为你救的是龙国公民，打的是犯罪分子。
但如果有一天风向变了，同样的行为，可以被解释成不同的性质。
你要有这个心理准备。”
“我有。”
季胜利沉默了一下。
他知道儿子有。季珩珩不是那种会被胜利冲昏头脑的人，也不是那种会在舆论的狂风暴雨中迷失方向的人。
这一点，季胜利从他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
但知道归知道，说还是要说。
这是父亲的特权，也是父亲的宿命。
“还有一件事。”季胜利说。
“您说。”
“网上那些关於你的討论，不只是在討论你。”
季胜利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是在说一件不想让任何人听见的话。
“他们在试探你的底线，也在试探我的底线。
看看我们父子会怎么反应，看看我们能承受多大的压力。
这不是一场舆论战，这是一场压力测试。”
电话那头，季珩珩的呼吸停了一瞬。
很短，短到如果不是季胜利这样一个习惯了在沉默中捕捉信息的人，根本不可能捕捉到。
“我明白了。”季珩珩说。
他没有说“我会小心”，没有说“您放心”，没有说任何保证性质的话。
他只是说“我明白了”，这三个字里包含了所有他该说的话和他不该说的话。
季胜利点了点头，又想起儿子看不见，於是说了一句：“好。”
然后他掛了电话。
手机屏幕暗了下去，书房重新陷入檯灯那一小片暖黄色的光晕里。
他端起那杯已经不太热的茶，喝了一口。
茶是刘静泡的，龙井，今年的新茶，味道很淡，但回甘很长。
他坐了一会儿，然后拿起桌上那份已经列印好的、盖著红头的文件——他的调任通知。
汉东省省委书记，下个月到任。
汉东，那个以官场复杂闻名的省份，那个被赵家帮盘踞多年、风雨飘摇的省份，那个中央把信任票投给他、让他去收拾残局的地方。
他在调任通知上看了很久，看到每一个字都像是被刻进了眼睛里。
然后他把文件翻过来，扣在桌面上，眼不见为净。
窗外，京城的夜色已经很深了。
这座城市的喧囂被书房的双层玻璃隔绝在外，只剩下一种遥远的、模糊的、像潮汐一样起伏的低鸣。
远处有飞机的灯光在闪烁，一颗一颗的，从东向西，从西向东，像一群在夜空中游动的发光的鱼。
季胜利站起身，走到窗前。
他的倒影映在玻璃上，模糊的、苍老的、像一张被水浸泡过的旧照片。
他看著自己的倒影，忽然想起季珩珩小时候的样子。
那时候季珩珩才五六岁，他还在基层工作，每天早出晚归。
有一次他深夜回到家，发现季珩珩还没睡，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抱著一个毛绒玩具，眼睛亮亮地看著他，说：“爸爸，你回来了。”
他蹲下来，摸摸他的头说：“怎么不睡觉？”
季珩珩说：“我在等你，我怕你不回来了。”
那个五六岁的小孩，如今已经长成了一个敢独自闯进缅北、敢开枪杀人、敢一个人扛下所有后果的男人。
季胜利不知道这是不是他教育的成果，还是说季珩珩天生就是这个样子。
他只知道，不管季珩珩变成什么样——是在直播间里和粉丝聊天的季珩珩，是在商场上和对手博弈的季珩珩，是在缅北的夜色里扣动扳机的季珩珩——他都认。
因为那是他的儿子。
季胜利从窗前转过身，走回书桌边。
他把那份调任通知翻过来，又看了一遍。
汉东，下个月。
他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来处理京城这边的工作交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来为季珩珩的网络舆论收尾，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来做这两件事——然后他就要去一个全新的战场，面对全新的敌人。
他拿起桌上的钢笔，在调任通知的右下角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季胜利。
三个字，笔画不多，但每一笔都写得沉稳有力，像是刻在石头上的。
签完之后他把笔放下，关上檯灯，书房陷入了完全的黑暗。
窗外的月光透进来，把地板照成了一片银白色的、像水面一样的、微微发亮的光。
他站起来，走向臥室。
刘静已经睡了，床头灯还亮著，暖黄色的光照在她的脸上，把那些岁月的痕跡照得很清晰。
季胜利在床边站了一会儿，看著妻子安静的面容，看著她微微起伏的胸膛，看著她搭在被子外面的、乾瘦的、手背上布满了老年斑的手。
他轻轻把那只手放回被子里，然后关了灯，在黑暗中躺下来，闭上眼睛。
明天还有很多事要做。
今天，先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