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远山是在凌晨三点四十分敲下最后一行代码的。

不是他亲手敲的，是他指挥星穹集团的技术团队，在三家运营商的数据海洋里，像捞针一样把那些藏在海底的、生了锈的、被人故意掰弯了针尖的针，一根一根地捞了出来。

会议室里的灯从昨晚八点亮到现在，七个小时四十分钟，没有人离开过房间，没有人合过眼，没有人说过一个“累”字。

桌上摊著三台笔记本电脑、两个外接显示器、六部手机、四个充电宝，线缆像蛛网一样从桌面垂到地面，又从地面爬回桌面。

咖啡杯空了七个，第八个还剩一半。

外卖盒堆在墙角，没人收拾，因为没人有空收拾，也没人在意。

张远山摘下眼镜，用眼镜布慢慢地、仔仔细细地擦著镜片。

这是他標誌性的动作，不是眼镜脏了，是他需要让大脑在高速运转之后有一个短暂的、像深呼吸一样的停顿。

他把眼镜重新戴上，靠在椅背上，看著面前那三台笔记本电脑的屏幕——信网的证据链、动网的证据链、通网的证据链，三条独立的、完整的、闭环的、从源头到出口无一遗漏的证据链，並排陈列在三个屏幕上，像三把被擦拭乾净的、锋刃上还带著寒光的刀。

“发吧。”他说。

技术团队的组长姓孟，三十二岁，禿顶，戴厚如瓶底的眼镜，手指敲键盘的时候快得像在弹钢琴。

他是张远山从一家知名网际网路公司挖来的，入职的时候张远山只问了他一个问题：“给你一台电脑，你能查到世界上任何一个人的任何一条信息吗？”

小孟说：“不能。但如果你告诉我这个人曾经在什么地方留下了什么痕跡，我能顺著那根痕跡找到他。不管他藏得多深。”

张远山说：“够了。”

小孟的手指在键盘上飞舞了不到三秒，三个打包好的证据文件同时发送到了三个邮箱——信网安全部的官方邮箱、动网安全部的官方邮箱、通网安全部的官方邮箱。

每个邮件的正文都一样，只有一句话：“贵司內部人员涉嫌非法贩卖公民个人信息，证据请查收。”

没有署名，没有抬头，没有任何多余的字眼。

张远山做事有一个原则：只给事实，不给情绪。

事实摆在面前，任何人看了都会有同样的结论。

情绪不一样，情绪是主观的，是因人而异的，是会被人抓住把柄的。

他不要情绪，只要事实。

信网的內应姓王，三十二岁，华中某省分公司的运维工程师。

他的工位在机房旁边的一个小隔间里，没有窗户，没有自然光，二十四小时开著惨白的日光灯。

他在那个隔间里坐了五年，每天面对的是伺服器的指示灯、监控屏幕上的数据流、和机房空调持续不断的嗡鸣声。

他有一个妻子，在老家带孩子。

他每个月往家里打八千块钱，自己留两千块，交完房租就剩不下什么了。

他的生活非常简单，简单到单调——上班，下班，吃外卖，刷手机，睡觉。

他不赌博，不吸毒，不出入任何高消费场所。

在同事眼里，他是一个安静到几乎没有存在感的人。

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两年前的一个深夜，收到了一条陌生的私信。

私信的內容很短：“想不想赚点外快？”他没有回覆。

私信又来了：“一次操作，一年的工资。”

他犹豫了三天，然后回復了一个字：“多少？”对方开了一个数字。

那个数字是他五年工资的总和。

他盯著那行数字看了很久，久到手机屏幕自动熄灭了三次。

第四次亮起来的时候，他打了一行字：“需要我做什么？”

对方要的东西很简单：季珩珩的航班信息。

起飞时间，降落时间，航班號，座位號，同行人员。

王工不知道季珩珩是谁，他不需要知道。

他只知道，这个人出差很频繁，每次出差都会留下飞行记录，而这些记录，在他的权限范围內，不需要任何审批就可以查到。

他查了，把数据复製了，粘贴到一条加密消息里，发了出去。

对方收到后，他的银行卡里多了一笔钱，数目刚好是之前谈好的三分之一。

对方说：“剩下的，等你做完下一次再给。”

王工以为这是一锤子买卖。

他不知道的是，从这一刻起，他不再是“王工”，而是“信网內应1號”。

他的名字、工號、家庭住址、妻子信息、孩子的学校、父母的养老金帐户，全部被对方记录在案。

但他已经没有退路了。

动网的內应不姓张，姓李。

三十二岁，单身，某第三方外包公司的驻场人员。

他的工作是在动网的数据中心做数据清洗——说白了，就是每天对著海量的用户数据，把格式不对的、內容不全的、明显是错误的数据挑出来，刪掉或修正。

他的权限不高，不能直接查询任何人的个人信息。

但他在数据中心待了三年，对这里的每一台伺服器、每一条网线、每一个安全漏洞都了如指掌。

他知道数据中心的监控摄像头有一个死角，他知道某台备用伺服器的安全补丁没有更新，他知道某个已经被禁用但还没来得及註销的测试帐號，可以用那个帐號绕过所有的审批流程。

他和王工不同。

王工是被生活所迫，他是被贪婪驱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