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是去年秋天，九月份。那天赵和平提前打电话让我买菜，说晚上有客人。我做了四个菜，他吃了不到一碗饭就走了。”

去年九月。

那正是沈楚雄案开始发酵的时候，顾文龙已经被抓，周明昊还没有死，杜志强在这个时候出现在赵和平家里，是来传递消息的，还是来收钱的？

苏晴深吸了一口气：

“刘大姐，这件事你跟检察院的人说了吗？”

“还没有，我在等您回来。苏市长，这些话我不想跟別人说，我只想跟您说。您来了青川以后，赵和平在家里提过您好多次。

他说您是青川这么多年来最不怕事的市长，说您来了以后，青川的天要变了。他不恨您，他说您做的都是该做的事。”

刘桂兰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苏晴。

信封没有封口，苏晴抽出里面的信纸——密密麻麻写了三页，字跡歪歪扭扭，有的大，有的小，有的挤在一起，有的松松垮垮，像是在写的时候手一直在抖。

“这是我昨天晚上写的，我把这些年我知道的事情全都写下来了，赵和平收的钱、见过的人、帮沈楚雄办的每一件事。

我知道的不全，但我知道的都写上了，苏市长，这个东西交给您，比交到別的地方有用。”

苏晴握著那封信，手指微微颤抖。

三页纸，歪歪扭扭的字跡。

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在深夜里一个人坐在灯下，一边哭一边写，把丈夫这些年做的坏事一桩一桩地记下来，然后交到一个她信任的人手里。

“刘大姐，你做好准备了吗？这份东西交出去，你和你丈夫都可能面临法律的制裁。”

刘桂兰看著苏晴，眼眶又红了，但她这一次没有哭。

“苏市长，我准备好了，我跟赵和平说好了，他坐牢，我等他，我坐牢，他等我。我们欠的债，还完了，才能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苏晴把信封收好，站起来，伸出手。

刘桂兰握住了她的手，那双手粗糙、乾燥、冰冷，像是一块被风吹了很久的石头。

“刘大姐，你去检察院自首吧，到了那里，你把你知道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出来。你的態度越好，交代得越彻底，对你自己的处理结果就越有利。”

刘桂兰点了点头，鬆开了苏晴的手，转身走出了值班室。

她的背影有些佝僂，步伐却不慢，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推著她走。

苏晴站在值班室门口，看著她的背影穿过走廊，走出大楼，消失在院子里的阳光中。

陈芳从旁边走过来，站在苏晴身边。

“头儿，这个刘桂兰，真要去自首？”

“她已经去了。”

苏晴转过身，看著陈芳，“你跟检察院那边打个招呼，说刘桂兰可能要过去。让他们態度好一点，不要把她当犯人审。

她不是主犯，她是从犯，甚至只是个知情不报。法律上怎么定性是法院的事情，但她主动来交代问题的態度，应该被考虑进去。”

陈芳点了点头：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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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晴拿著那封三页纸的信回了办公室，锁进了办公桌最下面的抽屉里，跟周明昊的遗书、方知行的內帐、陆一鸣的三页材料、邓海东的信封放在一起。

那个抽屉现在已经快装满了，每一个档案袋里都装著一个人的命运、一个家庭的破碎、一段无法挽回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