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你就不要管了。交由建丰全面负责。”

毛人凤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他看到蒋介石的目光，那目光不凌厉，但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冷。他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低头应了一声“是”。蒋经国在旁边微微欠了欠身，算是接了差事。

毛人凤退出办公室。门在身后关上，他站在走廊里，长长地呼出一口气。走廊里的灯光白得刺眼，他眯了眯眼睛，朝楼梯口走去。皮鞋踩在地板上，发出单调的声响，一下一下的，像是有人在数他的脚步。他知道，这件事从他手里交出去了，交出去的不只是调查权，还有他在这件事上的话语权。以后“一民”是谁，怎么查，查到什么结果，都跟他没关係了。他不知道自己应该鬆一口气，还是应该觉得不甘。

办公室里只剩下蒋介石和蒋经国两个人。

蒋介石朝蒋经国招了招手，让他坐近一些。蒋经国站起来，把椅子往前挪了挪，在父亲对面坐下。蒋介石的声音低沉下来，低到只有两个人能听见。

“这件事，不管查出来是谁——郑介民也好，毛人凤也罢——都不能再用了。”

蒋经国愣了一下，抬头看著父亲。蒋介石的目光落在那只文件夹上，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节奏比刚才更慢。

“党內有斗爭，我可以容忍。但用中共的渠道来互相斗，这绝对不容许。”他的语气冷了下来，像冬天的铁，“如果『一民』真的是郑介民的人，那他就是在通共。如果不是，那毛人凤就是在诬陷同僚。不管哪一种，都不能留。”

蒋经国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他知道父亲说得对。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最忌讳的就是“通共”二字。不管是谁，沾上这两个字，政治生命就结束了。但他也知道，父亲这句话不只是说给郑介民和毛人凤听的，也是说给他听的——以后的情报系统，他要慢慢接过来。

“父亲，沈醉的子女怎么办？粟燕萍要接他们回香港。”

蒋介石想了想，目光落在窗外那几棵松树上。松树的枝叶在风中轻轻摇著，发出细碎的沙沙声。他看了一会儿，转过头来。

“就留在台北吧。好好养著。给那些在台北的人看一看——党国不会放弃那些为党国尽忠者的子女。”他的语气恢復了平静，像在说一件已经决定了的事。

蒋经国点了点头。他心里清楚，父亲这是在给外人做姿態。那些跟著国民党退到台湾的军人家属，那些在战乱中失去丈夫、失去父亲的人，需要看到“党国”没有拋弃他们。沈醉的子女在台北被保密局养著，就是一个活gg。至於沈醉本人是死是活，那不重要。

蒋介石又拿起那份材料，看了几眼，放下。他的手指在桌面上又敲了两下，节奏比刚才更慢，像是在弹一首没有旋律的曲子。

蒋经国看著父亲的侧脸，那张脸在灯光下显得苍老了许多。他忽然读出了一丝犹豫——不是对这件事的处理犹豫，是更深处的、不愿说出口的犹豫。

蒋介石心里其实也在担心：沈醉到底死了没有？如果还活著，有没有降共？有没有为了活命出卖党国机密？白公馆里关著那么多军统老人，他们到底是被枪毙了，还是还活著，还是在替共產党写东西？

他嘴上说“中共不可能留著他”，但心里没有底。那些从大陆传来的消息，真真假假，分不清楚。他不敢赌。所以他要把沈醉的子女留在台北，名义上是抚养，实际上是人质。如果沈醉真的还活著，真的在替共產党做事，他手里至少还有牌可打。

这些话，他没有说出口。但蒋经国看出来了。

办公室里安静下来，只有墙上的掛钟在走，滴答滴答，像一个人在慢慢地数著什么。蒋介石闭上眼睛，靠在椅背上。他的眉头微微皱著，像是睡著了，又像是在想什么很远的事情。

蒋经国站起来，轻声说：“父亲，我先去安排。”

蒋介石点了点头，没有睁眼。

蒋经国走出办公室，轻轻带上门。走廊里很安静，他的皮鞋踩在地板上，发出单调的声响。他在想，父亲老了。以前这种事，他不会犹豫的。该杀就杀，该留就留，乾净利落。现在他会犹豫了，会在说“中共不可能留著他”之后，又把沈醉的子女留在台北。这不是仁慈，这是没有把握。他不知道沈醉是死是活，不知道那些军统老人是死是活，不知道共產党到底在打什么牌。他知道的越来越少，不確定的越来越多。

走廊尽头的窗户透进来一点光，灰濛濛的，照在地板上，像一片褪了色的水渍。蒋经国走到窗前，看著窗外灰濛濛的天空，站了片刻，转身下了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