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后的沈逸川努力地从绣春刀的剧情中跳了出来，此时《借枪》已经连载到了第三章，沈逸川在茶馆里把这三期的报纸摊在桌上，从头到尾读了一遍。

他写熊阔海失去与上级的联繫，洋行倒闭，没有收入，不敢告诉妻子周书真，每天早上假装去上班，实际上在街头游荡。他在公园长椅上坐到中午，花几分钱买个烧饼，下午继续游荡，傍晚装作疲惫地回家。周书真给他添饭，他推说“吃过了”，把碗里的米拨给她。

沈逸川写这段的时候，脑中浮现的是自己在九龙城寨板间房里的日子——同样的困窘，同样的隱瞒。那时候他坐在破旧的桌前写《潜伏》，林婉清端饭进来，他说“先放著”，其实是不想让她看到自己吃不下。

他放下报纸，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呼了一口气。

茶楼里比平时安静。沈逸川坐在角落里，要了一壶乌龙，帽檐压得很低。他注意到靠窗那桌坐著几个老读者，都是五十来岁、头髮花白的男人。桌上摊著当天的《香港商报》，翻到《借枪》连载版。没有人说话，只有翻报纸的声音。

沈逸川端起茶杯，假装在看窗外，耳朵竖著，一个字都不放过。一个头髮花白的老人读到熊阔海在公园长椅上吃烧饼那段，忽然摘下眼镜擦了擦，重新戴上，继续往下读。他的动作很慢，擦眼镜的时候手指微微发抖。

坐在他对面的人放下报纸，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杯盖碰著杯沿，发出细微的瓷器碰撞声。他把茶杯放下，说了一句：“这写的就是我们。在香港，多少军统的人是这样活著的？”

旁边的人接话，声音压得很低：“我不是没饭吃，是不敢让家里人知道我吃不上饭。”

另一个靠在椅背上，看著天花板，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当年我三个月没收入，每天出门『上班』，在码头坐到天黑。我老婆以为我在做工，其实我连扛包的力气都没有。”

有人轻轻嘆了口气。沉默了一会儿，那个头髮花白的老人戴上眼镜，低声说：“熊阔海至少还有个老婆能瞒。我连老婆都瞒不住。她看我瘦了，把饭省给我吃，自己饿著。”没有人接话。茶楼里的安静持续了很久。

沈逸川坐在角落里，把这些话一字不漏地听进去了。他写的是中共地下党，但困苦是共通的。那些在香港街头游荡、不敢回家吃饭的人，有中共地下党，也有军统特工。他们都一样。

晚上，林婉清读完当天的连载，把报纸叠好放在茶几上。她靠在沙发上，手指在报纸的边缘慢慢摩挲著，像是在想什么。沈逸川从书房出来，在她旁边坐下，问了一句：“怎么样？”

林婉清想了想，说：“周书真比我苦多了。我至少还有你。她只知道丈夫在『上班』，其实他在街上饿肚子。她什么都不知道。”她顿了顿，“你还记得我们在九龙城寨那会儿吗？你每天把自己关在屋里写稿，我端饭进去，你说『先放著』。我那时候以为你不饿，后来才知道你是写不出来，著急。”沈逸川握住她的手，没有说话。

张一鹤的电话是在第二天下午打来的。

“沈先生，信箱又爆了。”他的声音里带著一种“你猜怎么著”的兴奋，“这一次读者问的不是剧情走向，是『为什么跟《潜伏》《悬崖》感觉差异那么大』。你得自己来看看，还是我让人送过去？”

“送过来吧。”

小伙计扛著鼓鼓囊囊的帆布袋来了。沈逸川打开袋子，一封一封地拆。大部分信都在问同一个问题——“熊阔海怎么这么惨？”“余则成不是挺风光的吗？”“周乙在哈尔滨警察厅不是很体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