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下午，沈逸川正在书房里写《借枪》的新一章，电话铃响了。他拿起听筒，陈国华的声音从那边传来，比平时严肃得多。

“沈先生，查清了。”

沈逸川的手指在笔桿上顿了一下。“谁？”

“吴某某。演丁修那个。”陈国华的语速不快，像是在斟酌每个字，“小报的记者他认识，照片是片场拍的，但消息是他递出去的。他记恨您当初替方若云挡酒，一直想找机会报復。电影火了，他的身价涨了，觉得自己有底气了，就把照片和那些捕风捉影的『线索』给了小报。”

沈逸川沉默了很久。他想起那次聚餐，吴某某端著酒杯走到方若云面前，笑嘻嘻的，不依不饶。他接过那杯酒，一饮而尽，说“她明天有哭戏，这杯我替了”。吴某某当时訕訕地笑了笑，转身走了。他以为这件事过去了。没想到那个人记了这么久，记到电影火了，记到自己成了“明星”，记到终於找到了报復的机会。

“剧组已经决定了，”陈国华的声音继续从听筒里传来，“第三部不再用他。同时发表声明澄清事实，还您和方小姐清白。这种害群之马，不能留。”

沈逸川靠在椅背上，看著天花板上的那道裂缝。“按你们的规矩办吧。”

他掛了电话，把听筒放回去，在书房里坐了很久。林婉清推门进来，看到他脸色不好，问怎么了。他把事情说了一遍，她听完，没有说什么，只是把手搭在他肩上，轻轻按了一下。

第二天，《香港商报》刊登了剧组的声明。措辞严谨，语气克制，但每一个字都踩在关键处——“吴某某因个人恩怨泄露不实信息，剧组已终止与其合作。沈逸川先生与方若云小姐系正常工作关係，不存在『密会』等不实描述。”

几家大报也转载了声明。茶楼里，沈逸川坐在角落里，帽子压得很低，围巾裹住了半张脸。他没有去听议论，但议论还是从四面八方涌进来，挡不住。靠窗那桌，一个穿著格子西装的中年人把报纸拍在桌上。

“这个吴某某，人品太差！他能出名完全是因为演了李少將写的丁修这个形象，现在反过来害李少將，忘恩负义！”

对面的人接话：“这种人在剧组，早晚是祸害。踢出去好，谁敢再用他？”旁边有人感慨：“听说好几个导演都说了，这样的人不敢用。今天能害编剧，明天就能害导演。谁愿意在剧组里放一颗定时炸弹？”另一个喝了一口茶，慢悠悠地补了一句：“活该。自作孽不可活。”

张一鹤的电话是在声明见报后第二天打来的。

“沈先生，『少將信箱』收到大量支持您的来信。要不要我念几封？”

“念。”

张一鹤清了清嗓子。“这封署名『九龙老读者』：『李少將，我们都相信你。那个吴某某就是嫉妒，自己演了个好角色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您別往心里去。』”他又念了一封，“这封署名『旺角家庭主妇』：『李少將，那些小报编的故事我们从来不信。您好好写小说，我们好好看。』”

张一鹤顿了一下，语气变得有些微妙。“还有一封……沈先生，您要做好心理准备。”

“念。”

“有个读者问：『李少將，您会不会考虑纳方若云为妾？香港法律又不禁止。您刚买了一大一小两套房，是不是就是为这个准备的？』”

沈逸川握著听筒，沉默了很久。窗外九龙塘的阳光很好，梧桐树的新叶在风中轻轻摇著。他看著那些嫩绿的叶子，脑子里却翻涌著別的东西。纳妾，两套房，这些字眼像针一样扎在他心里。他想起林婉清说的那句话——“我知道。但別人不知道。”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那位读者。

“这封信，我自己回。”他说。

那天晚上，沈逸川坐在书桌前，檯灯的光照在稿纸上，照在那支钢笔上。他拿起笔，在稿纸上写下了几行字。

“我与林婉清相识於抗战时期的重庆。那时我还不是少將，她也不是什么太太。我们是在一个朋友的聚会上认识的，她穿一件淡蓝色的旗袍，安安静静地坐在角落里，不怎么说话。后来我们结了婚，从南京到重庆，从重庆到香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她当掉了自己的手鐲补贴家用，五块钱，撑了半个月。那是她祖母传下来的，戴了十几年，从没离过手。我这一生，只忠於她一个妻子，不会纳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