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川坐在书房里，面前摊著一张写满电话號码的纸。张一鹤介绍的两个律师、陈国华介绍的一个律师，他都打了电话。

第一个律师听说是“涉及英国军情六处”的案子，立刻推说“最近手头案子太多，忙不过来”，声音客气得像在念台词。

第二个律师更直接：“沈先生，这个案子我接不了，您找別人吧。”说完就掛了。

第三个律师倒是客气，说“我帮您打听打听”，然后没了下文。

沈逸川放下电话，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儿眼睛。他知道这些律师不是没能力，是不敢得罪英国人。在香港这块地界上，得罪了英国人，以后还怎么混饭吃？

他想了很久，拿起电话，拨了老马的號码。接电话的是老马的女人，说老马不在，问他有什么事。沈逸川说“麻烦让他回来给我打个电话，我是沈逸川”。掛了电话，他坐在沙发上等著。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了，九龙塘的街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他等了一个多小时，电话铃才响。

老马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带著一种“沈將军您找我”的急切。“沈將军，出什么事了？”沈逸川把情况说了：几个律师都不敢接。老马沉默了几秒。“沈將军，您別急。我帮您问何爷。他在香港人面广，认识的大律师多。您等我消息，我一会儿打给您。”沈逸川说“麻烦你了”，老马说“您跟我客气什么”，掛了电话。

第二天，老马回电话：何爷同意见面，晚上在旺角的一家酒楼。老马特意叮嘱：“何爷说了，您別带东西，人来就行。”

沈逸川换了一件乾净的深灰色西装，对著镜子整了整领口。他看著镜子里的自己，脸色灰败，眼袋深重，像老了十岁。他深吸了一口气，出了门。

晚上七点，沈逸川到了酒楼。老马在门口等他，穿著一件黑色短褂，领口敞著，露出一截金炼子。他领著沈逸川上了二楼包间，推开门。何爷已经坐在里面了，穿著一件藏青色的大褂，布鞋，白袜，手里端著一杯茶。看到沈逸川进来，他放下茶杯，站起来，伸出手。

“沈先生，坐。”何爷的语气比上次更客气，没有提“顾问”的事。他知道沈逸川这次来是求人的。沈逸川在他对面坐下，老马站在门口，没进来。何爷摆了摆手，说“老马，你也坐”。老马搬了把椅子坐在门口，翘著二郎腿，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烟，没点。

何爷没有绕弯子。“沈先生，您太太的事我听说了。我给您介绍一个人——陈炳昆大律师。”他顿了顿，“陈律师在香港打了几十年官司，英国人那边也给他几分面子。他肯接的案子，没有打不贏的。”话音刚落，包间的门被推开了。进来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瘦高个，戴著一副金丝眼镜，穿著一身剪裁合体的深蓝色西装，手里提著一只公文包。头髮梳得一丝不苟，皮鞋擦得鋥亮。

何爷站起来，介绍道：“陈律师，这位就是沈逸川沈先生。”陈炳昆伸出手，握了握，力度適中，不轻不重。他在沈逸川对面坐下，打开公文包，拿出一份文件，推过来。

“沈先生，您太太的案子，我初步了解了一下。1935年上海公共租界一名英国官员被杀，当年案子没有破。现在有人旧事重提，而且是军情六处的人出面，来头不小。”他摘下眼镜擦了擦，重新戴上，“但这个案子也不是不能打。时间过去了快二十年，证据早就不全了。关键是，举报人是谁，他手里有什么证据。另外，沈太太在里面有没有招供？”

沈逸川摇头：“我不知道。警署不让我见。”

陈炳昆点了点头，合上文件。“只要沈太太没在里面招供就好办。事情已经过去快二十年了，上海公共租界早就不復存在了。当年的案卷还在不在，证人还在不在，都是问题。我可以想办法，看能不能先取保出来。在英国人的法律里，取保候审是允许的。只要有人担保，有固定住所，有正当职业，法官通常会批准。”

何爷在旁边接话，语气不紧不慢：“陈律师，保人的事我来。沈先生是香港的名人，他太太也不会跑。我做保人，应该够分量。”

陈炳昆看了何爷一眼，点了点头：“有何爷担保，把握更大。”

沈逸川站起来，朝陈炳昆鞠了一躬。“陈律师，拜託您了。”陈炳昆连忙扶住他，说“沈先生別这样，这是我分內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