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川又转向何爷，深深鞠了一躬。“何爷，大恩不言谢。以后您有什么用得著沈某的地方，愿效犬马之劳。”

何爷摆了摆手，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沈先生，您別这么说。虽然以前请您加入我帮，但现在如果您加入，反而显得我乘人之危。所以一切等您太太事情解决之后咱们再说。您先別想这些，把太太的事处理好。”他的语气平和，但意思很清楚——他不要沈逸川现在报恩。

沈逸川端起酒杯，敬了何爷和陈炳昆，一饮而尽。白酒辣，呛得他咳了一声。

陈炳昆也端起酒杯，抿了一口，放下。“沈先生，我明天就去警务处，申请见您太太。情况问清楚之后，我再跟您联繫。”沈逸川点了点头，说“好”。

散席后，沈逸川一个人走在九龙塘的街道上。夜风微凉，梧桐树的新叶在路灯下轻轻摇著。他走得很慢，脑子里翻涌著二十年的记忆。他不信她是间谍。不管1935年她在上海做过什么，从1938年嫁给他的那天起，她就是他的妻子，是三个孩子的母亲。这就够了。

他走到自家楼下，抬头看了一眼二楼的窗户。灯没开，黑漆漆的。林婉清不在家，屋子是空的。他上了楼，打开门，屋里很安静，只有墙上的钟在走。他换了鞋，坐在沙发上，没有开灯。

何爷的话在他脑子里转——“一切等您太太事情解决之后再说”。何爷是帮会头子，讲义气，但他也知道，何爷不是开善堂的。这个人情，他欠下了，但以后怎么还，他还没想好。他只知道，这个人情他还不起了。不是还不起，是不知道怎么还。何爷有的是钱，有的是人，什么都不缺。他沈逸川能给的，何爷都不需要。但他欠了，就得记著。

第二天下午，门铃响了。沈逸川打开门，张一鹤站在门口，身后还跟著一个人——香港商报的总编，姓梁，五十多岁，头髮花白，戴著一副黑框眼镜。张一鹤的表情有些尷尬，梁总编倒是坦然，进门就说“沈先生，打扰了”。三人在客厅坐下，林婉清不在，茶是沈逸川自己倒的。

梁总编没有绕弯子：“沈先生，报纸压力很大。读者们每天都在问，李少將什么时候恢復连载？就算不恢復连载，您也至少在『少將信箱』里回答几个问题。读者想知道您的情况。这几天报社每天接到几十个电话，全是问您和您太太的。”

沈逸川沉默了一会儿，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苦味在舌根上散开。他放下杯子。“好。我恢復连载。”

张一鹤愣了一下，没想到他这么爽快。沈逸川看著他的表情，苦笑了一下。“你们也不容易。再说了，写小说是我养家餬口的本事。婉清的事情还要花钱。我不能停。”

梁总编连声道谢，张一鹤鬆了一口气。沈逸川送他们到门口，梁总编握了握他的手，说“沈先生，保重”。张一鹤拍了拍他的肩膀，没说什么。

第二天新一期《香港商报》副刊，恢復了《偽装者》的连载。这一期正好是明镜为了救明台，不惜向汪曼春下跪的情节——

明镜跪在汪曼春面前，声音发抖但目光坚定：“汪处长，我求你。”汪曼春坐在办公桌后面，翘著腿，手里夹著一根烟。她看著明镜跪在面前，嘴角慢慢翘起来。“明镜，你也有今天。”

茶楼里的读者们读到这段，有人红了眼眶，有人拍桌子骂汪曼春。一个老太太摘下眼镜擦了擦，说“明镜为了弟弟，命都可以不要，跪一下算什么”。

“少將信箱”里，沈逸川写了一段话。“有读者问我，太太的事是真的吗？我只想说，不管1935年以前她做过什么，从1938年我们结婚到现在，她都是一个好妻子，好母亲。我相信她。”

茶楼里有人念出这段话，沉默了一会儿。有人端起茶杯，有人低下头继续看报。那个拍桌子骂汪曼春的人放下拳头，说了一句“李少將不容易”。

深夜，沈逸川站在阳台上，手里攥著那份报纸。他想起明镜下跪的那段——他写的时候，林婉清还在家，还给他端茶倒水。他问她“你觉得明镜该不该跪”，她说“该。为了弟弟，命都可以不要，跪算什么”。现在她为了这个家，什么都愿意做。

他喃喃自语：“婉清，你也是。为了这个家，你什么都愿意做。对不对？”没有人回答。远处的海面上，最后一艘渔船的灯光也熄了。他转身走回屋里，空荡荡的客厅里，只有墙上的钟在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