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晨，九龙塘的街道上洒满了阳光。梧桐树的新叶在晨风中轻轻摇著，嫩绿得透亮。沈逸川和林婉清一起送三个孩子上学。念祖十三岁，念八年级，个子快赶上沈逸川了，书包斜挎在肩上，走在前面，步子很大。怀瑾十一岁，念五级，牵著林婉清的手，一路上嘰嘰喳喳说个不停。克己8岁，念二年级，背著书包蹦蹦跳跳，一会儿踢石子，一会儿追蝴蝶。

林婉清穿著一件乾净的浅蓝色外套，头髮梳得整整齐齐，脸色比昨天好了很多，但眼瞼下还有淡淡的青黑，是这几天没睡好的痕跡。沈逸川走在她旁边，手里提著克己的书包——克己嫌重，非要他帮忙拿著。一家人走在九龙塘的街道上，看起来跟往常没什么两样。

校门口已经聚集了不少送孩子的家长。看到林婉清，几位太太主动走过来，拉著她的手，七嘴八舌地说开了。“沈太太回来了，没事就好。报纸上那些乱写的，我们才不信呢。”“就是就是，李少將都发声明了，戴笠查过的人还能有问题？”“沈太太你別往心里去，那些人就是眼红。”

林婉清一一回应，笑著说“谢谢大家”，眼眶有些红。一个烫著捲髮的太太从包里掏出一本《潜伏》单行本，书页都翻卷了，边角磨得发白，递到沈逸川面前。“李少將，帮我签个名吧。我家老周催了好久，说一定要你的签名。”沈逸川接过来，翻开扉页，写下“李少將”三个字，递还给她。那太太连声道谢，把书小心地放回包里。

没有一个人害怕林婉清“杀人传闻”的意思。沈逸川知道，是昨天他在警务处门口与李律师的声明发挥了效果。那则声明昨天下午已经见报，《香港商报》副刊登了全文，占了小半版。

送完孩子，沈逸川和林婉清並肩走在回家的路上。路过报摊时，一个穿著工装的中年人正拿著报纸，大声念著沈逸川的声明。他的声音洪亮，像是在念一份重要的公告：“林婉清女士愿意接受香港法律的调查，但她没有杀过人。1935年她並未到过上海。1938年我们结婚时，军统局戴副局长派人作了近三个月的背景调查，结果清白。你们可以不信我，但不能不信戴老板。”

旁边的人点头，语气篤定：“戴笠查过的人，应该没问题。那可是军统的大老板，他查过的人，连祖宗十八代都能翻出来。”另一个接话：“就是。李少將都说了，你们不信他，还不能不信戴老板？”几个人纷纷点头。

林婉清挽著沈逸川的胳膊，嘴角微微弯了一下。她没有说话，只是把胳膊挽得更紧了一些。

警务处署长办公室里，鲍威尔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面前摊著沈逸川的声明剪报和詹姆士·邦德提交的调查报告。他把两份文件来回看了几遍，摇了摇头，自言自语。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他皱了皱眉，放下杯子。

“1935年他才十岁，怎么可能记得那么清楚？那个被杀官员的儿子，怕是脑子出了毛病。十岁的孩子，能记住什么？连当时吃了什么都记不住。”他把剪报扔在桌上，靠在椅背上。他珍惜眼前这份工作——每年灰色收入几十万英镑，在英国可挣不来。他一个英国人跑到香港来当警察，图什么？不就是图这点特权、这点油水？否则谁愿意背井离乡？

他隨手拿起桌上的《潜伏》单行本，翻到吴景中那句台词——“如果不是为了这点特权，谁愿意当官啊。”他盯著这句话看了几秒钟，竟有些同感。他苦笑了一下，把书放下。

他拿起电话，拨通了詹姆士·邦德的號码。电话响了几声，那边接了。鲍威尔的语气不客气，带著一种不耐烦的官腔。

“邦德先生，別再过分了。沈逸川是老牌特务，他在军统干了十几年，什么人没见过？你在人家家里装窃听器，万一被发现，一旦登报，我能做的就是將你驱逐出香港。到时候你灰溜溜地回去，你们军情六处的脸往哪儿搁？”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詹姆士的声音有些沮丧，像是被人踩住了尾巴。“恐怕他们已经发现了，但没有採取行动。我昨天监听了一整天，他们说话都很小心，像是在演戏。”

鲍威尔连忙说，语速快了起来。“那你赶快撤了！人家不说是给我面子。时间长了，恐怕就要出事。沈逸川那个人，不是好惹的。他能写小说把吴景中送进监狱，也能写文章把你搞臭。你想想，万一他写一篇《英国间谍在香港》，登在报纸上，你怎么办？”

詹姆士沉默了一会儿。“明天如果还没消息，我就撤。”

掛了电话，鲍威尔坐在椅子上，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著。他担心詹姆士做出什么暴力行动。那个年轻人太衝动，太想替父亲报仇，万一脑子一热，做出什么不可挽回的事，他在香港的位子就不保了。他决定跟伦敦的军情六处头头好好谈谈，不能让他们在香港这么搞下去了。这里是英国人的地盘，但也是中国人的地方，搞砸了，谁都不好看。

沈逸川和林婉清带著礼物去拜访何爷。礼物是林婉清挑的——两瓶五粮液，一盒上好的龙井。何爷在酒楼包间里等他们，陈炳昆律师也在。包间不大，但布置得雅致，墙上掛著一幅山水画，画的是黄山迎客松。何爷穿著一件深灰色的大褂，坐在主位上，看到他们进来，站起来迎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