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楼里的笑声比刚才更响了。有人拍大腿，有人笑得咳嗽，有人把茶杯放下怕洒了。

一个年轻人学著贾贵的语气，对身边的朋友说：“你没来之前我单身，你来了之后我还单身，你不是白来了吗？”朋友笑著踹了他一脚。

另一个中年人更绝，对著柜檯喊：“伙计，没涨价之前你们家包子五毛一个，涨价之后还是五毛一个，你们不是白涨价了吗？”伙计端著茶壶走过来，笑嘻嘻地回了一句：“那您別吃了。”满堂大笑。

这句话迅速传遍了香港的大街小巷，成了当天最火的流行语。办公室里，同事之间互相调侃；茶楼里，食客拿老板开涮；甚至报摊陈婶都对讲价的顾客说：“以前你砍价，现在你还砍价，我不是白来了吗？”

张一鹤在电话里笑得直不起腰。“沈先生，报社收到大量读者来信，要求把贾贵的台词印成標语贴在墙上。还有人问，这个贾贵后面会不会被日本人打死？读者说他要是死了，他们就不看了。”沈逸川靠在沙发上，也笑了。“那就让他多活几集。”

沈逸川在书房里对林婉清说了自己的想法：“我写《地下交通站》，就是想让大家笑一笑。这几年写的都是悲剧——翠平跟余则成分开了，周乙死了，周书真死了，熊阔海也死了。读者跟著哭，我自己也累。”他靠在椅背上，看著天花板，“我想写点轻鬆的，让人开心。”林婉清坐在旁边，手里拿著那期报纸。“你写喜剧，读者能接受吗？他们习惯了你的谍战风格，突然变成喜剧，会不会觉得不习惯？”沈逸川想了想：“试试看。不行再换。”

茶楼里，老军统们从喜剧中也看出了门道。一个头髮花白的老人把报纸放下，语气变得认真起来。“你们別光顾著笑。贾贵那句话，不只是汉奸说的。哪个行业不是这样？老板没来前你受欺负，老板来了之后你还受欺负，老板不是白来了吗？”几个人沉默了一会儿。有人端起茶杯，有人轻轻嘆了口气。沈逸川坐在角落里，把这句话听进去了。他写贾贵的时候，脑子里想的不只是一个汉奸，是那些永远被欺负的小人物。

张一鹤的电话在下午又打了过来。他的声音兴奋得有些发颤。“沈先生，《地下交通站》第一期，报纸销量比《偽装者》大结局还高！读者都说太搞笑了，好久没这么开心了。总编让我问你，明天能不能多写两章？读者催得紧。”沈逸川说：“一章一章来。质量要紧。”张一鹤连声说“好”。

晚上，林婉清难得地笑了几次。她读完第一章，把报纸叠好放在茶几上。她平时看沈逸川的小说很少笑，最多嘴角弯一下。今天是真的笑了，眼角挤出了细细的纹路。

“这个黑藤和贾贵，你从哪里想出来的？”她问。

沈逸川想了想。“从脑子里。这些年在香港，见过太多形形色色的人。把他们揉一揉，捏一捏，就成了。”他顿了顿，“那个贾贵，其实是我在九龙城寨见过的一个小混混。长得贼眉鼠眼，谁都欺负他。欺软怕硬，活得跟老鼠一样。”林婉清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夜深了，沈逸川站在阳台上，想起贾贵那句台词——“日本人不是白来了吗？”他苦笑了一下。这些年，国民党来了，共產党来了，英国人来了，日本人来了又走了。小人物永远是被欺负的那个。他不想写悲剧了。他想让读者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