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生一家搬出老宅那年，正好是张德本在新商场撑不下去的时候。

新家在石巷子中段，离老宅不远，但隔了几道墙，便隔开了张德厚和吴品。三间正堂屋，两间西平房，院子里有一棵枣树、一棵石榴树，还有一面影壁墙。影壁墙正面是一个大大的“福”字，背面题著一首诗——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字是当地一个叫韩石的人题的，笔跡清瘦，有几分孤傲。春生每天放学推门进来，第一眼看见的就是这面墙。他不太懂那首诗的意思，但他喜欢那个“福”字——胖胖的，端端正正，像是这家人临走前，特意留给下一任住户的祝福。

杨秀兰把院子收拾得乾乾净净。枣树下摆了一张石桌，石榴树下压了一口水缸。她还在西平房门口种了一排葱，葱尖冒出来的时候，绿油油的，衬著青砖墙，有几分生气。这是他们离开老宅之后住过的最好的房子。没有西楼，没有吴品骂街，没有张德旺的疤眼在暗处窥视。春生刚开始觉得，搬到这里，一切都会好起来。

但很快他就发现，房子换了，人没换。没有了外敌，这个家反而开始从里面往外裂。

杨秀兰变了。她不再是那个蹲在门槛上无声流泪的女人，不再是那个被打断腿躺在床上编顺口溜骂仇人的女人。她现在上来就骂，声音特別大，隔著院墙都能听见。骂张德本喝酒，骂他不顾家，骂他把铺子守没了，骂他一天到晚在外面鬼混。张德本开始还会回几句嘴，嗓门也大，两个人对著吼。但吼不了几句，他就瘪了——春生觉得父亲像一只被扎了针的气球，刚才还鼓著，忽然就泄了气，蹲在门槛上抽菸，不抬头，不回嘴。他不回嘴了，杨秀兰的骂声反而停不下来，能持续一两个小时，从屋里骂到院子，从院子骂到灶房。她骂到最后声音哑了，还在骂，像是要把这些年忍下去的所有气都吐出来。

杨秀兰骂完之后，胃病就犯。她躺在正堂屋的床上，捂著肚子，嘴里发出轻微的哼哼声。那个声音不大，但持续很久，像是从身体深处一点一点往外挤的疼。有时候她还会咳嗽——不是感冒那种咳嗽，是从肺里往外扯的那种乾咳，一声接一声，停不下来。春生后来知道，那是她年轻时候掉进冰水里冻下的病根，这辈子都好不了。他想起小时候去西园，姥爷也是这么咳嗽的——黑瘦黑瘦的老人，手里永远夹著烟，咳嗽声隔著院子都能听见。姥爷那时候总给他拿苹果吃。现在姥爷已经不在了，母亲的咳嗽还在，像是从西园传到石巷子，又从老宅传到影壁墙，传了一代人。

张德本每天天不亮就出门。石巷子还在暗里，青石板蒙著一层露水，他推著那辆旧凤凰，从影壁墙前面绕过去。车链子缺油，咯吱咯吱响，在空荡荡的巷子里，传出很远。他出了巷口，先奔西大街街上的小卖部。那地方一早亮著灯，柜檯上搁著一个搪瓷缸，缸里是散酒，串香，八毛钱一提，一两。他往柜檯前站，掏出皱巴巴的毛票。老板从缸里打了酒，搁在他面前。他端起搪瓷缸，仰头倒进嘴里，喉结一滚，眉头皱了一下又鬆开。他抹一下嘴，在柜檯上搁下钱，转身走了。偶尔会从兜里掏出两个盐粒，或者几颗炒花生米。他把花生米塞进嘴里，慢慢嚼著，推著车走远了。

整条马头街，那时候都是这样的男人。天还没亮透，小卖部的柜檯前就有人排著。散酒是串香的，赊帐也行，工头髮了钱再结。有就盐粒的，有就花生米的，什么也不就的也有。一口下去，像是给这一天上了发条。晚上回来，又是一缸子。不喝睡不著，不喝这一天才算没过完。不喝心里就慌。喝了酒，人就鬆快些，话就多了，嗓门就亮了。但这些都是假的，酒醒了就没了。所以他不敢醒。

春生那时候想过一件事。他看著父亲蹲在门槛上被母亲骂得抬不起头的样子，看著母亲躺在床上捂著胃哼哼的样子，看著父亲每天早上推著那辆缺油的凤凰车消失在晨雾里的背影，他在心里对自己说了一句话——他看到你们这个样子，他一辈子都不要结婚。他后来確实很多年都没有成家。在京城的时候，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他不见。他自己也说不上为什么，只是每次想起要成家，脑子里就浮现出那间正堂屋——母亲躺在床上哼哼，父亲蹲在门槛上抽菸，两个人之间隔著整个院子。他不知道该怎么做一个丈夫，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一个父亲。他没有见过好的样子，只见过坏的。他怕自己会变成父亲，也怕对方会变成母亲。他唯一能做的，是不抽菸，不喝酒，不打牌。他恨那些东西——烟味、酒气、牌桌上的笑。这些在他记忆里和父亲趴在门板上倒下来的夜晚紧紧绑在一起，怎么也解不开。

他弟弟那时候更小。春生是十五六岁才面对这一切的，他弟弟十岁。他十岁的时候父母还没有这样，父亲还在卖成衣，母亲还没去南门口，家里虽然穷，但灶台是热的，晚上一家人还坐在一起吃饭。而他弟弟十岁的时候，灶台是凉的，父亲又没回来，母亲躺在床上咳嗽。弟弟比他更早学会了沉默——他不问爹去哪了，也不问妈怎么了。他只是端著碗坐在门槛上吃饭，吃完洗碗，洗完写作业。春生有时候想，自己至少还见过父母好的样子，弟弟可能连那个样子都没记住。

春生上高中的时候，写过一篇作文，题目叫《戒菸》。老师让写一篇关於亲情的散文，他就写父亲。他写父亲因为他患了咽炎，才意识到抽菸的危害，於是把烟戒了。老师在课堂上念了这篇作文，念到父亲戒菸那段，全班安静。春生坐在座位上，低著头。他知道那是假的，他的父亲从来没有戒过烟。但他在作文里给他戒了，是父亲这辈子没做过的事。后来这篇文章发表在《郯城日报》上，他拿到报纸的那天，把那张报纸折好，放进了抽屉的最底层，再也没有拿出来给任何人看过。很多年后他在京城写《雷击木》，想起这件事，忽然明白，那篇作文是他第一次用文字重塑自己的父亲。他一生都在做这件事。

张德本后来来bj了。他把烟戒了，是真的戒了。不是因为咽炎，是因为老了，抽不动了。他来bj之后，人也变了，不喝酒，不骂人，每天早早起来，去公园遛弯。有一回春生开车带他和杨秀兰回马头镇，路上张德本坐在后座，和杨秀兰说说笑笑，两个人挨得很近。春生从后视镜里看见他们的样子，忽然觉得这两个人老了之后，反倒活成了当年在煤油灯下分装爆米花的样子。张德本走的那年，春生把他接到bj已经整整八年。这八年里，他们没有红过一次脸。春生想起自己曾经发誓一辈子不要结婚，一辈子不要成为父亲那样的人。他做到了——他没有抽菸，没有喝酒，没有打牌，没有让柜檯落灰，没有让儿子失望。但他也终於明白了，父亲不是不想做好，他只是不会。没有人教过他怎么做丈夫，怎么做父亲，怎么在生意败掉之后重新站起来。他只会蹲在门槛上抽菸，蹲在桥头等活，蹲在那棵被雷劈过的老柳树下，攥著那截焦木。

春生后来在中关村，餐厅打烊之后，总一个人坐到靠窗的位置。窗外是霓虹灯，城铁轰隆隆开过去。他会想起影壁墙上那个胖胖的“福”字，想起红豆生南国那首诗，想起母亲倒进泔水桶的那碗饭，想起父亲从门板上直直倒下来的那个夜晚，想起自己捂著耳朵背《岳阳楼记》的那个下午，想起弟弟端著碗坐在门槛上吃饭的样子。他把帐单一张张核对，把椅子一把一把擦乾净，锁上门，回家。

他用了很多年才明白，他不是在审判父亲。他是在用母亲的方式替父亲撑住一些东西。父亲撑不住的家，他替他们撑住了。

桌上那截雷击木还在。他把它从老宅带到影壁墙，从影壁墙带到bj。被天火烧过，被泥埋过，外表焦黑，內里还活著。他父亲就是这样的人。他也是。